德里的街道不宜步行，但卻適合人居，特別是在晚上。大馬路中間用來隔離兩邊對向車道的安全島，原來是座公共卧室，有許多人會睡在上面，無視身邊的車流和噪音，酷夏的蚊蟲，以及北印度陰寒的嚴冬。他們睡在這裏，不是因為他們的嗜好與別不同，而是因為他們無處可去。這些人可能被「開發」的需要驅離家園，遭到了印度版的拆遷；也可能是外地來的「民工」，負責這座印度首都看似永不休止的建築工程；又有些時候，他們兩者皆是，沒了自己的房子，但卻要修築其他人的房子。
瞭解到這一點之後，就能順道理解行道樹上懸掛的膠袋，和街邊房頂上那一堆堆防水布包裹到底是什麼了。包括我在內的所有遊客一開始都以為那是垃圾，直到看見夜間棲身於公路和屋角的居民，這才明白它們原來是家當。那些袋子裏裝的是衣物和裝水用的瓶子，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居民晚上會從樹枝和遮蓋房頂的鐵板上頭把它們取下來，拿出他們要用的東西，天亮了再把它們裝好掛回去。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衣櫃和儲物間，公共和私人在這裏幾乎沒有界限。
難怪一位享譽國際的印度學者那年初訪中國，在被記者儀式性地問到他對中國的第一印象時，會這麼回答：「我最驚訝的是中國的大城市為什麼會沒有貧民窟？街上為什麼看不見窮人？他們都到那裏去了？」當時一些網民覺得這個答案很好笑，他們自豪於中國和印度的差異，嘲刺印度首善之區的殘敗落後。但仔細想想，便會發現這種分別其實一點也不好笑。中國大都會裏的貧民都到那裏去了呢？
拉納·達斯古普塔（Rana Dasgupta）在他的《資本之都》裏頭還提供了一個更加讓人震驚的德里街景：
「讓這座城市運轉起來的那些人的建築同樣破敗，甚至更慘。比方說我現在開的這條路，最近拓寬了，兩旁一排排房屋的前面都在拓寬的過程中被拆掉了。有好幾個月的時間，這段路看着就像戰區。衝擊力更強的是，每個開車經過的人都能看到：在被挖斷的房間裏，生活照舊。即使在較高的樓層，上面的人可能從地板斷裂的邊緣掉下來摔死，但房間裏仍然亮着燈，桌子靠牆放着，職員們打電話的時候，捂起耳朵隔離街上的噪音。卡車開過的風把牆上的日曆吹得翻起來；天花板上的電風扇攪動着汽車尾氣的煙霧」。
所以德里一點也不像北京，印度也和中國完全不同，其中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公權力的強度。每遇德里這種可怕的景觀（以及住在街上的人群），中國遊客往往都會忍不住問，政府在幹什麼？政府怎可能坐視一些民房被拆成一座大型的娃娃屋，讓人能在路上窺見內裏透明的家居生活？政府又怎麼可能任人霸佔城市的公共空間，將它們轉化為流動的旅舍？我知道有人還會因此把它歸罪到制度的選擇上頭。畢竟一下飛機，德里的英迪拉·甘地機場就以一面巨大的標語牌招呼來客，上面寫着：「歡迎來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
但先別着急，在路上多走一會兒，他們必然會注意到永遠堵塞的車道上頭有種似曾相識的古怪氣息。問題不在表面，交通擁堵，車子開不動，是很多地方常有的事；因此所引發的焦躁和憤怒，也絕非印度獨有。但在德里，那股不安的情緒簡直緊張到了戰場的級別，正正是我在北京時常聞到的氣味。拉納·達斯古普塔如此形容路面的情況：「這時身後響起了一片憤怒的喇叭聲，好像哀嚎着：燈綠了，綠燈的承諾卻沒有兌現，太糟糕了，我們一直都知道這世界會變成一個騙局」。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焦慮？為什麼暴力似乎總是一觸即發（永遠有人在街頭吵架甚至動手）？大家到底在急什麼呢？
一個以色列來的心理學家曾經坐在拉納·達斯古普塔的身旁，目睹他們在車流當中遇到的景象，他說：「以色列有過大屠殺，但我們沒有這樣的行為。我們把那些經歷放在身後。我在這裏看到的是奴隸的行為。這是一種求生的模式。為什麼他們這麼害怕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為什麼？拉納·達斯古普塔認為，那是因為他們覺得：
「整個世界都在全盤否定他們，所以如果要過好日子，就需要不斷爭搶，篡改規則。每個人，包括我自己，用行賄和個人關係獲得自己需要的東西──簽證、駕駛證，快速了結關係、上學、邀請函。如果一座城市的生活看上去完全要靠社會地位，這是有很好的理由的──權力、財富和關係網能讓生活輕鬆美好很多。學校和醫院的管理者很多時間都不是花在管理上，而是致力於關照那些重要的大人物和他們的依附者，那些人叫囂着要獲得優先對待。在學校和醫院這樣的地方，整個系統都變得和道路交通一樣混亂不堪，但沒人想做一無所得的無名大眾。可能有人認為，像德里這樣一個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會孕育出對民主的渴望，但事實不是這樣。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幾乎沒有什麼社會權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權階級的特權。他們或許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樣享受那凌駕於法律或習俗之上的特權吧」。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