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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新左翼五十自述

新左翼五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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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s:歐洲的新左翼

文革五十周年過去,明年又見巴黎「五月風暴」五十周年,急不及待先提早來個回顧,拋磚引玉。假如文革代表傳統左翼的高峰,則五月風暴標誌著新左翼(New Left)的來臨。當前者的「臭老九」被打倒之際,後者的知識份子則粉墨登場。沙特、阿爾杜塞爾、福柯、列裴伏爾和其後的布迪厄,至今仍是左翼理論課本上必不可少的名字,深深影響著一代人的思想和行動。

新左翼的誕生,卻吊詭地同時標誌著工業時代的結束,以及傳統社運和工人運動的息微。新左翼轉向身分、文化、語言和日常生活的批判,指引著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如性別、族群、環境運動)的路向。不少人卻難免陷入後現代主義的碎片化和眾聲喧嘩,迷失於學術概念和意識型態的迷宮,早已和現實政治愈行愈遠。(註1)

這種概念化和碎片化的傾向,對當下香港政治和社會運動,將會帶來什麼啟示?

1970s:香港的新左翼

假如1970年代初香港的國粹派,是典型傳統左翼的延伸,則1970年代末的社會派,毫無疑問正是本土新左翼的代表。2008年趙來發在臨終前寫下〈香港沒有新左派?〉,大有為新左翼蓋棺論定的意味。(註2)文中首先提及1977-8年的金禧事件(據說林鄭月娥也曾參與其中),至今剛好亦已四十年:「到了後四人幫時代,毛派理論對概念亂飛的辯論會的戰鬥值很低,要應付托派的挑戰,又不想淪為史太林主義者,便只能向當時的美國與歐洲新左理論靠攏。」接著趙又提到了港大《學苑》以至《號外》、《文化新潮》等雜誌,吳俊雄、呂大樂、黎則奮、曾澍基是被點名的主要人物。

正如文章標題所示,趙來發並非緬懷一個光輝的大時代,而是在追悼一段短促的青葱歲月。「時間如廁所沖水,八十年代嘩啦嘩啦登場,隨著基礎經濟繁榮,社會上層建築亦轉變...從七十年代社會運動中成長的年青人,陸續進入社會,由舊式的革命浪漫主義的桎梏中走出來,開始新的鬥爭與實踐。大學同學組織了滙點、港同盟等新政治團體,後又合拼為民主黨,再之後是民主派、泛民,但都屬互不扣連的政治標籤。」

對此他的分析是:「有人以為當年校園中,以讀社會科學的學生為主的社會派,就是新左派的雛型,其實是美麗的誤會。社會派只是為方便討論的代號而已,嚴格來說,只是在校園或社會運動中,擅用社會科學理論發言的反對派而已,社會派是否有資格自成一派,一直被質疑,更遑論新左派。所以,如有批評認為在七十年代末出現的香港新左派,沒有好好地給以後的輩代(如「投身」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的年青人)交棒,既是假問題與假答案,因為我們在質詢一個根本未曾出現過、「非歷史」的社會團體。」這段話既充滿自諷,也不無開脫歷史責任的意味。

趙來發如此總結道:「香港從來只有新左派式議題,沒有真正出現過符合嚴格定義的新左派,或新左運動。只有思想左傾的年青知識份子,卻沒有有組織性的學術派系活動,只有蜻蜓點水的課外活動,或支離破碎的學術研究,大多只是個人的努力奮鬥與曝光。」對此觀點我實在難以苟同,起碼當年也曾出現了滙點、港同盟和民主黨,以至其他因1997問題湧現的議政、論政團體,公民社會有過熾熱的討論氛圍。問題可能更加在於,這些民間力量迅即向建制妥協、屈服或被收編,很早已失去了知識份子的獨立性。

這種情況其實不只出現在政治領域,它亦以驚人相似方式出現在學術領域。正如我們在《香港的鬱悶》(2006)一書中指出,「民主步伐因「六四」得以加快,令部分嬰兒潮學者「紅運當頭」,「忽然」踏上了參政的坦途。至於那些仍然留在建制外的,則事不關己無心戀戰...大批嬰兒潮學者在1990年代淡出政治,除了受政治環境轉變的影響外,亦與香港專上教育制度的轉變有關。港府把大學學額大幅度增加,一方面令學者擇業升職的機會大增;但另一方面,大學亦引入科學化的管理,在衡工量值的新制度下,在大學任教的學歷要求和工作壓力皆大增。」

2000s:新左翼的困局

若將社會派稱為早夭的新左翼,相信並不為過。在經過了十多年的沉寂後,年輕一代方在2003年「七一」後冒起,在WTO部長會議、保衛天星與皇后碼頭等事件中,新左翼又重新走到社運的前台;2007年的囍帖街和2010年菜園村拆遷,就更意味新生代重新走進社區,連結群眾。與前輩的處境剛好相反,年輕新左翼入讀大學的機會大增,但畢業後卻面對惡劣的經濟處境。試問在沙士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就算不走上社運的道路,難道又能找到一份體面的工作?

新生代較諸上一代有著更鮮明的新社會運動特質,環境和保育課題顯得愈益重要,圍繞身分文化政治的「本土」議題,更左右了香港十多年來的政治軌跡。新生代的社運已不再植根於大學,更難以在趙來發筆下的港大找到踪影;但要追塑其意識型態的理論基礎,總還算是有跡可尋。例如嶺大文研有羅永生、許寶強、葉蔭聰及其後的陳允中等人,套用今天大家習慣的概念,當屬「左翼社會主義」的大本營;在傳統的中港兩大,最多只能找到「左翼自由主義」的一麟半爪。(註3)

除了嶺大之外,還有城大和理大的社會科學(包括學位和副學位)課程,同樣聚集了不少新左翼學者。在羅金義、李劍明主編的《香港經濟:非經濟學讀本》(2004)中,可找到新左翼對香港資本主義的全面批判。其後出現的「左翼廿一」,亦大致繼承了此一政治經濟綱領,屬於旗幟更鮮明的「左翼社會主義」。城大、理大還有浸大作為新興學府,較能包容多元和前衛的學科和思想,並吸納一批晉升機會有限的年輕學者,竟不無意外地,為新左翼提供了僅有的學術陣地。

近年新左翼學者其中一項主要研究工程,乃是總結本土左翼歷史和殖民地時期的抗爭經驗,特別是與更廣泛左翼運動(包括傳統左翼、托派和無政府主義等)千絲萬縷的關係,力圖疏理五花八門的學術資源,辯證地回應當下歷史時段的需要,避免陷入僵化機械的理論陳套中,從而塑造某種面向未來的「本土進步左翼」的政治想像。(註4)

平情而論,假如四十年前香港的工業時代,意味新左翼仍有工人階級作後盾,傳統社運和「大台」政治仍有操作的空間,則當時新社會運動只屬小貓幾隻的活動;在三、四十年後香港的後工業時代,工人階級和傳統社運卻已經徹底瓦解,全面擁抱身分文化政治和新社會運動,似已成為新左翼無可迴避的策略選擇。這一方面體現了社運靈活多元的潛能,但作為雙面刃的另一面,本土議題亦很快被嶄新的民粹右翼所收割,令剛冒起的新左翼飽受右傾政治洪流的衝擊。(註5)假如1970年代的學運是傳統左翼/新左翼的戰場,則2010年後的大學學生會,已演變成新左翼/民粹右翼爭逐的據點。

2014雨傘運動的衝擊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英語:Libertarian socialism),包括了社會無政府主義和其他的小政府類型的社會主義。這類政治哲學渴望建立一個沒有政治、經濟或社會等級制度的社會,也就是一個沒有暴力或高壓制度的社會。自由意志社會主義注重自由結交的人們,在自由社區內居住並進行自發性合作……自由意志社會主義者認為,如果自由是重要的,那麼社會必須努力完成一個「個體擁有決定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之權力」的制度,並試圖以直接民主制、自發性聯合會和大眾自治取代生活中各方面不合理的權力,包括實質社區和經濟企業。

──維基百科(註6)

假如1976年四人幫倒台,促使激進愛國的國粹派解瓦,則2014年的雨傘運動,便意味激進抗中的本土派發展邁向高峰。傘運過後整個社會都很迷失,民粹右翼在年青人中迅速散播;尤其是在「左膠」的有系統標籤下,新左翼成為社交媒體上被團攻的對象;有些人希望組織類似Podemos的新政黨,不過討論很快不了了之;不少人都希望「傘落社區」,但「傘落去」幹什麼又不大清楚;一批「左膠」亦曾嘗試走在一起,其實也不是想幹什麼,只是不想那麼快被幹掉而已。

Podemos沒有出現,「左膠聯盟」亦沒有出現;到了最後,就只剩2015年7月出現的《社區公民約章》,不過亦未發揮預期中的眾籌和動員作用──它更多只像某種聯署或簽名運動而已。到了2015年11月區選之際,終於出現了「城鄉共生連線」,又或稱為「綠人連線」,再加上現存的社民連和工黨等,算是代表新左翼的一支微小旗幟,「社區自救」則成了其主要的新政治綱領。

「自由意志社會主義」並非當時的用語,但它和「市場社會主義」、「生態社會主義」等,卻同時成為促進討論的背景資料。現在回看起來,它確實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記得2015年3月的時候,在一次集思會中提出「青年自主」、「綠色共融」、「多元共享」和「社區自治」等範疇,請為數接近40的參加者寫上各自的方案,數量不限,然後又請大家用顏色貼紙投票;然後又再按投票結果再分組討論,把方案重新整合和改良。

不錯,此乃是一次商議式民主的新嘗試,David Graeber 的《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 a Crisis, a Movement》(2013),則是主要的指導思想來源。Graeber的書正好寫於佔領華爾街運動之後,儘管它和傘運一樣彷彿無疾而終,但在相當程度上,卻扭轉了過去左翼運動中央集權的固有形象,展示了自下而上參與和商議式民主的可能性。「社區自救」的聲勢雖然薄弱,卻展示了不可能中的政治可能。

幾經周折,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標誌著年青一代的新左翼,終於找到了議會的入口,反而民粹右翼則接連受挫。相比1990年代初,上一代「忽然」踏上了參政的坦途,年青新左翼已走了一段漫長崎嶇的路,累積了相當的抗爭意識和歷練;但在眾聲喧嘩的網絡時代,既欠缺堅實的群眾基礎,亦充斥著碎片化的迥異民間力量,「拆大台」已是無可避免的趨勢。新生代能否超越上一代的舊路,在錯縱複雜的政治迷宮中站穩腳步,實不能不令人倍感憂慮。

2017年7月14日,四名立法會議員因宣誓風波被取消議員資格,儘管他們不能盡約化為新左翼的成員,但均肯定較傳統泛民主派為激進,並更著重與基層群眾運動的聯繫。執筆之際,DQ的餘波仍在繼續發酵之中,對新左翼的政治路向將帶來什麼影響,是否意味進入議會之途無以為繼,看來暫仍難有一個清晰的定論。

下一代的新左翼

我個人參與的新左翼組織,算是當下香港較活躍的一個,在剛改選的執委會成員中,三十歲以下的八、九十後成為骨幹。在他們的身上,我彷彿看到下一代新左翼的影子。相對於民粹右翼善用社交媒體迅速爆紅,下一代新左翼顯得極為低調和潛沉。他們主要紥根於基層群眾工作,遠離主流政治的視線範圍,在社區層面進行自助自救的實驗和實踐。此乃是極為吃力不討好的嘗試,卻同時為下一代帶來難得的政治歷練。

一個最常聽見的疑問是:回歸二十年後的香港社會政治經濟,正經歷著異常急速的崩壞過程,紥根社區、深耕細作卻難在短期見效,如此新左翼豈不只是在自我陶醉,崇高的政治情操淪為純粹「自high」?這種疑問,一方面反映了「右翼實效論」和「左翼理想論」的基本分野;但另一方面,到底什麼才算是「實效」,民粹右翼似乎亦要拿出更確切的成績表來,否則只能算是盲目燥動的「鳩衝」,九十步笑一百步而已。

我想下一代新左翼也不是省油燈,他們仍願意選擇這條崎嶇的路,所能帶來最重要的「實效」,乃在於對政治良知的捍衛和彰顯,避免政治完全淪為短期功利的利益計算。當有朝一日,下一代新左翼若能冒出頭來,便會站穩在堅實的社區工作基礎之上,不致淪為投機取巧的二三流政客,對民主參與的素質具有重要的提升作用。

假如「社區自救」的概念仍有其參照價值的話,則社區組織必須擺脫既有的專業精英模式,堅持自下而上參與和商議式民主,讓基層群眾和不同的持份者,能充份發揮自發自主的行動力,直接體驗社區民主的實踐。儘管組織工作四散於不同類型的社區,面對的政策議題和抗爭經驗亦大有差別,但只要相關經驗能有系統加以整理承傳,對建立下一代新左翼凝聚力仍將起關鍵作用。

套用Graeber前書所述,此實乃是一種「預示政治」(prefigurative politics)。又或按照許寶強的話,現實政治假設了目的與手段(或願景與過程)能夠截然分開,認為無法令目標實現的策略,不僅毫無意義,甚至被等同完全失敗...相反,預示政治追求的,是未來願景與當下工作和生活過程的一致,也就是你想達至的理想存活狀態、社群關係是什麼,現在就在各種局限中,透過不斷改進的社會實驗,盡量把它們實踐出來。因此,預示政治不認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原因,並非建基於道德律令或政治潔廦,而是認為目的與手段根本無法分割。

紥根社區、深耕細作肯定不能短期實現未來願景,而只能是為改變世界創造長遠條件,播種承傳乃是當下最切實可行的任務。即使外在政治環境正迅速變壞,但改變的種子卻深埋在下一代朋輩,潛藏在社區和群眾組織之間,靜待未來形勢逆轉的一刻。這些種子到底何時才能發芽滋長,現時實在難以說清;或許套用《一代宗師》中梁朝偉的金句,應該是:人不辭路,虎不辭山;寧可一思進,莫在一思停。

有一口氣,點一盞燈,有燈就有人。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註1: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註2:趙來發網誌
註3:關於「左翼社會主義」和「左翼自由主義」,以至當前左右翼的政治鬥爭,可參閱周保松及一系列回應文章
註4:見《思想香港》第二期(2013年11月)「階級與本土」,特別是蕭裕均和蘇耀昌的互動
註5:詳見《思想香港》第七期 (2015年7月)「馬克思主義在香港」 ,特別是劉榮錦訪問的末段
註6:較詳盡的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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