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求的是制度的仁,得到的是某些人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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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是制度的仁,得到的是某些人的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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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再有一些有識之士以「求仁得仁」一語來評論被判刑加監的一批年輕人。甚至對佔中運動的倡議者作出諸般的質疑。這一些所謂「有識之士」認為年輕人既然參與抗爭活動,說了要以「公民抗爭」的手段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便應該乖乖接受判刑,不能諉過政府,更不應諉過法庭。

先得搞清楚「求仁得仁」一語是什麼意思。此一說法出於《論語》,"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背景是當年周武王伐紂之後,伯夷、叔齊二人不認同以下犯上的行為,因而覺得恥食周粟,認為事已至此,讓國遠走才是仁德之事,最後他們選擇避居首陽山上採薇而食,直至餓死。簡言之,他們本身作為新王朝的王親國戚,要杯葛那個新的王朝,認為這才足以彰顯仁德,讓國遠走、自我遺棄於荒山,就是他們要追求的目標。

香港有人出來抗爭,要爭取的是一個合理的政治制度,是求整體制度的改革,是求制度之仁。當權者就以制度之不仁加倍力度地予以壓制,所以才有公民抗命。公民抗命不是追求坐監,公民抗命就是說就算坐監也在所不惜,但坐監不是抗爭的目標,也不算是他們心中所求的仁。頂多只能夠說,如果因此要坐監,也會面對,也願意付出這個代價而矣。說他們被判監就是求仁得仁,是不是有點言不及義?

好,就算是習非成是,就算不再斟酌或糾纏於字眼,抗爭者真的願意面對坐監這個可能後果,也不代表政府的檢控及法庭的判決合理。當法律程序及判刑已經成為一個赤裸裸的政治手段的時候,就算受靶者如何無怨無悔,作為塘邊鶴的究竟應該用什麼態度來回應?這其實也是一種立場及道德選擇。

有一位被人稱為「前輩」的在Facebook貼文,說了一番言不及義的「求仁得仁」之後,又說:「我鼓勵各位年輕人無論是否在獄中,好好把握機會讀書和鍛練,將來繼續為香港做事。不要誇大你的烈士身份。」又說:「我並不欣賞這種夾雜著英雄主義和有意識的暴力的所謂抗命。如果當中更有"自我感覺良好"(判詞)的元素,就實在太令人難堪了。苟真如此,我為你感到羞愧。」跟著又質疑:「請問拿港大人工和工作時間搞政治的老師戴教授等幾位在哪兒?假如我曾經傷心,我是因為這些策動一切的大人都躲起來,繼續做教授,繼續做牧師…而孩子們坐牢了!」究竟她是認為那一批年輕人扺死,還是為他們感到羞愧,還是為他們感到不平?

顯示自己高大的最佳方法,便是叫人讀多點書,何君堯不是也公開叫香港眾志的周庭多讀點書嗎?品格有明顯重大缺陷的人,才最喜歡評價別人有沒有資格當這個當那個。當他們發言說要捍衛制度的時候,骨子裡最不相信制度的就是他們自己。何君堯一方面是某大學的校董會成員,不也是在質疑戴耀廷繼續在港大任教的資格嗎?他究竟知不知道大學有一套嚴格的評核及聘任制度?

任何人都可以評價佔中發起人的政治判斷,如果認為自己比他們更有擔當更有資格,可能先要問問自己曾經為香港做了些甚麼;面對行政暴力及司法不義的時候,又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和立足點。

也很想知道,上述那一位「前輩」在作出這樣涼薄批評的時候,是否還記得佔中的發起人已經全部自首正等待刑律的來臨?她自己呢,是否還記得當很多人都在為爭取香港有一個更美好的制度而抗爭的時候,自己又躲在那裡做她的教授,做她的詩人,或者包她的餃子?

飽讀詩書不一定高人一等,對「求仁得仁」四個字一知半解捉錯用神也不是什麼大問題,比喻不倫最多都只是技術錯誤而已,最大的問題是以什麼態度來面對這樣的事,這才是最能定義讀書人的道德及義理標準。

任何人都可以不同意那一些年青人的行為,可以認為他們過了火,但如果擁有公權力的政府,代表了我們的社會,即是代表了你和我每一個人,去運用手中的公權力作政治工具,去迫害這些年輕人;以超越了一般準則的執法、檢控手段,甚至判刑尺度來作政治追究,任何人以所謂「求仁得仁」這一類說法來講風涼話,是不是淺薄得過了頭?

捨此而不理,還要一知半解地以「求仁得仁」四字作為講風涼話的依據,這就是那一批為香港爭取美好明天的年輕人應得之仁嗎?《悲慘世界》中那位主人翁 Jean Valjean 因為偷了兩塊麵包給他兩個餓極的年幼侄子充飢,結果換來了19年的牢獄,這能不能算是「求仁得仁」?劉曉波推動《零八憲章》,為中國的政治清明寫了一堆文章,結果換來12年的判刑,最後甚至於獄中病極,到死也得不到自由,不知道那一些有識之士是不是也認為是「求仁得仁」?當年中共的開山祖師之一的陳獨秀,希望中國共產黨走出一條獨立於蘇聯共產國際的革命道路,結果受到排擠,自己的兒子也被槍斃,自己最終也鬱鬱而孤獨終老,這又算不算是「求仁得仁」?遲一點當那些發起佔中的人要面對刑律,可能真的再做不了教授,再做不了牧師之時,是不是那一位「前輩」就可以不再感到「傷心」和「感到羞傀」地繼續做她的教授和詩人了?

各界作出批評和回應,要求政府在這些事件的處理上要合理,判刑不應該不斷加碼,這才是所有其他人應該追求的仁。如果連社會上的有識之士都變得如此麻木不仁,那才是香港社會最大的不幸。這一種飽讀詩書的麻木不仁,可能更甚於制度之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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