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

感謝任建峰前輩,幫助我看懂了 Lady Hale 的演說

廣告
感謝任建峰前輩,幫助我看懂了 Lady Hale 的演說

廣告

基層工人作為連牌都沒有的打工仔,不時都自覺未能認同任建峰律師文章的觀點(準確點說,是連「認同」的資格也沒有);但他今天發表的文章,從近日社運十六人被判入獄兩案作起點,談到法律界專業化問題的論點,則讓基層工人不得不深感拜服。在連日來社會陷入各式莫衰一是的罵戰的當下,任律師則親身示範,如何毋須動輒扯到法官立場、「三權合作」,就事論事地分析法律界成員的背景、經驗與工作傾向,影響他們在不同崗位上的專業判斷。社會實在需要更多類似的討論,使爭議回歸理性。

當法官成為眾矢之的、法律專業高調維護法官名聲,而爭論卻未見平息之際,任律師的文章帶出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法律專業化的發展,其實也包括法官在內,尤其是個別法官會獲分派哪一類型的案件,還有這種「慣性」帶來的好處以及造成的負面影響,即可能使法官本身的視野也變得越來越窄。這一番觀察,可以說是與基層工人早前讀過的一篇著名法官的演說,遙相呼應,甚至可視為該篇演說的最佳「導讀」。

話說英國最高法院副院長、即將成為院長的 Lady Hale,本月中獲北愛爾蘭第二屆暑期憲法研習班(Constitutional Law Summer School)邀請發表演說;她主要談到了法官遴選及分派案件程序,以及指出司法部門必須秉持的四項原則︰獨立、廉潔、高質素,和多元化。在演說的較後環節,Lady Hale 特意花了不少篇幅,談到一個較少談及、但同樣觸及憲法層面討論的問題︰如何編定某一名(或某數名)法官,去審理某一件案件。

任律師所提及的「…… 案件由熟悉有關法律範疇基本原則的法官聽審,促使案件能更到位及有效率地被處理」的原則,Lady Hale 稱之曰 ‘to choose “horses for courses” – the most suitable judge to hear the particular case’。但她亦提醒有另一種與這差之毫釐、卻謬以千里的做法,就是有如度身訂造般,為案件選定最有機會判出某種結果的法官;她引用了一項針對歐洲多國法官進行的調查,當中問法官們「是否相信曾經發生『派案』時偏離既有程序、從而影響訴訟結果的情況」,參與調查的丹麥法官幾乎沒有人認同有發生過這回事,但在英國,有百分之七的回應法官相信曾經如此,而在法國和西班牙,更高達百分之四十。

Lady Hale 更指出,我們經常想像,個別案件的裁決是取決於法律與證據,而無關主審法官的個人偏好;另外,她和法官們又常常自覺,她們在某一案件會如何判決,是不能事先預測的。Lady Hale 卻認為,由於法官各自的出身背景等因素,上述兩項假設,根本不能在現實並存。她繼而以最高法院為例,解釋了如何從十二位法官中挑選負責某一案件的法官︰案件在法院排期的同時,法院的司法常務官(Registrar)會同時依照 horses for courses 原則(尤其如果案件要顧及蘇格蘭或北愛法律的詮釋),和撇除專長需要的隨機挑選原則選派法官,最終名單再交由正副院長共同批准,藉此減低人為影響結果的機會;大部分案件由五名大法官合議,必要時可加至七至九名,到本年初處理「脫歐」案時,則史無前例地安排全體未退休的大法官合共十一人(一個席位出缺)一起會審,以免在判決後引起「如果是某某法官審,結果會不一樣」的質疑。

Lady Hale 亦提到,在美國、加拿大等國的最高法院,採「全院參審制(en banc)」,雖然免卻了為特定案件分派法官引起的爭議,但這變相把爭議進一步推前至遴選法官加入法院的階段,甚至使司法任命更加政治化,因為行政首腦或議會成員就會更著意在任命階段已經爭取傾向某一派別的法官加入,一如美國的情況。

回到香港,誠如任律師所言,法官「派案」較傾向專門化。裁判法院、區院和高院原訟庭均是單一法官審理案件的「原訟(first instance)」法庭,horses for courses 幾乎可說是主導原則,例如裁判法院一般安排較資深的裁判官(甚至主任裁判官自行負責)審理較複雜或審期較長的刑事案;高院原訟庭亦有專責公司法、刑事法或者司法覆核(JR)的法官等。

及至較大影響的高院上訴庭及終審法院,上訴庭目前有庭長(即高院首席法官)、三名副庭長及九名法官,每次正審由三名法官組成合議庭(或可減至兩名),horses for courses 的原則同樣明顯,反正 JR 幾乎必見林文瀚、主持刑事合議庭的要麼是楊振權要麼是倫明高。終審庭反而比較特別︰就海外非常任法官而言,由於他們很多仍未從祖國退休,一般是輪任方式來港聽審,加上他們亦是祖國最高級別法院的翹楚、以至首席法官,他們在港時一般會兼理不同類型的民事及刑事案件;另一方面,由於法例硬性規定終審正審必須「五司會審」,而首席法官(CJ)及三名常任法官(PJ)亦是「鐵膽」,形成除非 CJ 或者個別法官基於個人原因迴避案件,四名本地常任法官完全是 en banc 審案。於是,就終審庭一層而言,幾乎沒有「派案」的概念可言,法官組合類同美國般鐵板一塊,更沒有「專門化」的 horses for courses 運作規則。

我們當然不是說,必得安排主力公司法的法官,也得定期去主審毒品案、非禮案,才能令他們更加「落地」、更體察「民間疾苦」;為了讓司法體系可以運作下去,我們根本無法避免要在法院(特別是案件數目較多的層級)按照專業分工的原則,去為法官「派案」。在香港各界激辯法治是否仍存、如何捍衛的時候,任律師的鴻文有力地提醒法律界,必須思考如何避免受困於過精、過細的專業視角,局限了法律人對於法制以至社會整體的宏觀理解;而 Lady Hale 的演說則無異於提出另一重提示︰我們不能忽視「派案」程序的細節,除了確保公平與制衡,更不得不防過分強調 horses for courses 的司法分工,恐會造成「因案派官」以求影響判決的惡果,最終危及憲政與法治。

另外,香港仍然比美國、或其他地方幸運,法官(尤其高級層面)的遴選任命,尚未成為不同黨派政治角力的舞台(起碼元秋議員仍未有機會衝著法官候選人問︰「你推唔推翻劉嘉玲?」然後由主席更正︰「你指吳嘉玲係嘛?」)但正如 Lady Hale 所警告︰如果法院是採全院參審的方式,政客會有更大傾向干預法官任命。如果香港現存的司法推薦與任命制度不變,制度有多大能量去抵擋政治安插「聽話」法官的意圖?基層工人不無疑問。

Lady Hale 演說全文連結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