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運

後傘運時代——在無力與沮喪之間可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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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傘運時代——在無力與沮喪之間可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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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好些朋友,隨著一波又一波的抗爭運動結束,都顯得有點失落與無力,走到較前的想著想著如何走出這個困局,卻未可以就運動的完結而釋懷,再加上社運人士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捕,在三權同謀底下,在過往沒有太具體的案例中,以較嚴重的量形標準判決,看在社運界眼中更顯得憤慨及無力。然而,在這群人當中,有大部分人士都不是走得最前,卻是一群仍在生活中營營役役,卻有幾分對社會問題覺醒的升斗市民。他們的數目很多,就夾雜在你我的當中,每人都很想做點事,卻摸不著腦袋從那裡著手,投入參與還是觀望態度,令大家都手足無措,擾擾攘攘。每每看見有政黨或組織帶出來的議題或發起的行動,就隨著和應,因感到個人能力有限,跟大隊總不會下錯棋子,卻有可能被動地跟著團體的理念走,未必會是大圍真心想實踐的東西,究竟怎樣開始參與? 確是一種需要深思熟慮的學問。

政府常常說,我們應該盡公民的責任,有權利也有義務,大家知道當中的義務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我們用來要求別人的玩意。無論管治手法如何,社會狀況如何,或是和諧,或是緊張,或是正直,或是腐敗,都喜歡用義務強加諸在人民的身上,當政府分配資源不均,掌權者說已盡了力,請你們要擔起公民的義務善用及不要濫用資源。當城市發展遇上扭曲的規劃,掌權者會說他們已很專業地咨詢過人,請市民要有其義務配合重建。當全城進行三權合一的審判時,掌權者仍說判決是合情合理,市民有義務履行公民責任守法引以為誡,免再犯錯。

義務的詮釋,原來只在當權者手中,任由它去賦予給平民百姓,而人民只是在他們手中玩弄的棋子。其實,若說眾多的義務中,掌權者通常都不會對市民說他們會有這種義務,就是市民有義務去監察政府的運作,我們是有權亦同樣有義務這樣做的,只可惜我們一直身處的社會,接受資本主義式的社會發展模式,當中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私有產權生活化等社教化的影響,導致我們認為不需要理會政治,英殖時期已剝奪人民對人權及各種政治權力的欠知,造就了今天我們的無動於衷,若要提升市民監察社會問題的能力,體驗及倡議式的公民式教育是其中一種方法,讓人民參與體會,並在當中進行獨立而批判的思考,客觀地反思種種社會問題。其實,你不去找政治,政治也會來找你,人民要看見它的良善和醜惡,而不是懼怕和逃避,人民要認識它真正的精神和意義而不是盲從附和。

正如維克多.西格提.米哈波侯爵(Victor Riqueti,marquis de Mirabeau,1715-89)說過,當掌權者統治過了頭,對政府而言是最危險的事情。因為權力集中而過大,最終在社會中只會形成單向導的聲音,所有人都只能聽從少數人的指令,加上這城祟尚精英主義,成為決策及權力核心的人,必定是上流有權有勢之士,他們認為專業和地位是最信任得過的。普通小市民在掌權者眼中,雖然口說文明、民主和平等參與等偽口號,卻仍守住權力核心的位置,統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整體詮釋和權利。將監察的能力和權利歸還給市民,讓他們參與社會事務中,才是文明民主,平等參與的真正實踐。

究竟市民若想為到社會做點事情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回應呢? 筆者看到很多想改變的年青人,如何走上前線,其中一個途徑,就是他本身懷著一種謙虛並開放的心,不是首先去參與任何行動,而是去學習和經驗,找一個你關心的社會議題,要留意只找一個先不用太花心,如關注東北發展,走去別人辦的研討會,導賞團,與持分者交流,再參與組織的義務工作,又如關心貧窮,進入某個議題,認識當中面對不公義對待的被壓迫者群體,與之對話交流,表達自己的想法,多元地從不同向導去關注你想知的東西,經過獨立的思考與咀嚼,相信學習者必定能自行選擇對社會問題的立場和看法。

而正正本地市民最缺乏的就是獨立思考,這種能力需要個人懂得跳出所有有立場的觀點去看事情,雖然你可以說香港人哪有這麼多時間和你去學習獨立思考,即食和消費文化才是本地的主流,再加上近年的花生文化,要大部分市民有獨立思考能力,相信就像太陽從西邊升起一樣。這份悲觀絕對明白,但相信仍會有人願意作出這種嘗試,讓香港邁向一個新的局面。

現時,在已沒有可能再單單倚靠議會、政黨或過別組織去幫助市民發聲和爭取權利的時候,平民百姓就必需要有自發的心,當身處的社區遇著各種需要市民正視的問題時,主動引發關注和討論,就如面書專頁:「樂活鰂魚涌」,群組嘗試監察社區民生,改善區議會運作,面對疑難嘗試去集結回應。當一個個民間小群體凝聚力量,在本位行動以深耕細的態度作為經,對關注的事以靜水深流態度為緯,就像細胞般,等待爆發和增加影響社會的機會。

筆者相信,改變,就是從對話討論出來,變革,就是從學習反思走出來,革命,就是從大家共識的想像出來,而愛,亦會從每個人生命與生命之間的互動開放而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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