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江瑋／街工執委
自律政司就東北案和公民廣場案要求覆核刑期，上訴庭分別重判16名抗爭者入獄6-13個月後，輿論嘩然。社會上對年青抗爭者充滿同情，十萬巿民上街抗議政治檢控，高叫「沒有民主那有法治」，就連石永泰大律師的求仁得仁論，也被連番追擊。批評青年抗爭者「冇著數」，矛頭轉移到戴耀廷教授，張浚生、石永泰、湯家驊等一個接一個，就連何君堯也出來抽水，去信港大李國章要求解僱戴教授。用眾矢之的、萬箭穿心來形容他現時的處境，並不為過。
不談何君堯這類小丑角色，新一屆特區政府主攻的方向，其實是香港的精英階層，亦即所謂的中間派，所以由湯家驊、施永青這類「扮」中間派份子多番出擊，貫徹「林鄭」名為和解實為招降的策略。施永青在昨天（28/8）的文章《建制派應感謝戴耀廷》裡，完整闡述策略思路；他借用所謂（傳說中的）泛民「獨立思考人士」，批評戴耀廷「弄到泛民損兵折將」、「法律界與泛民對立」、「佔中之後元氣大傷」等，質疑戴教授幫了建制派，好心不一定做好事，並呼籲泛民檢討戴的路線對泛民的影響。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泛民早已失去影響力，他們的對象其實是溫和泛民的主要支持者——香港本土的社會精英，部份是「維持現狀」派。他們並不是羅永生教授的勾結共謀的殖民權力體制中，所描述的三個部份：「中央主子」、「高等港人」和「奴氣同胞」，而是介乎於「高等港人」與「奴氣同胞」之間的「專業人士」或「中產階級」。他們所希望維持的現狀，是回歸前後的「半民主」空間，羅教授所謂的「虛擬自由主義」，與八十年代的社會精英所主張的維持現狀也有不同。這一批八十年代的青年，當年不少受到民主回歸的呼召，意圖透過回歸推動民主，經過八九走過九七，已失去與中共爭勝之心，只想守住明知是虛假承諾的一國兩制，拿著千瘡百孔的《基本法》，見步行步（陳太名句）。他們成長在洋人主子轉換成北京主子之間的政治真空，呼吸自由的空氣，初嘗民主的味道，享受法治的好處，以及乘搭經濟向上流動的便車。
戴耀廷是他們反抗中國天朝主義的面貌，戴忠實地扮演皇帝新衣的小孩，指出刻舟不能求劍，緣木難以求魚，民主更不能等待主子施舍。陳冠中在《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一書中，提出的天朝主義和一國多制格局，與英殖時期（尤其是後過渡期）的勾結共謀形式最大的分別，在於兩個主子之間文化構成的區別。天朝主義容許「特區」存在暫時性的自治，也同時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和黨在法之上，視特區為權宜的統治術，而非歐洲文化以法律協議和自治權利為主調看待一國兩制和憲法。從勾結殖民體制轉換成天朝主義一國多制，表面上看似「馬照跑、舞照跳」，但這一批社會精英，卻是最直接感受到社會空間的收縮、自由味道的改變。「佔中」能夠成事，這個社會階層的支持必不可少，而最後演變成雨傘運動，則是與另外一股年青人為主的力量交叉互動的結果，是他們始料不及的。
「雨傘」未竟全功，中道而廢，運動一度陷入低潮，年青的力量曾經隨著DQ議員和本土派沒落而低沉，卻又被16位抗爭者的從容就義而重新被呼喚；然而，這一批社會精英階層卻有部份如石永泰等，開始埋怨起戴耀廷來，讓施永青、湯家驊等看到機會，進行拉攏和逐個擊破。
在天朝泰山壓境之下，要抵擋便要團結力量組成統一戰線，然而，團結之先必須先通過重重考驗，否則只是烏合之眾的苟且聚合，必被一擊而潰。戴耀廷教授作為這一個精英階層的抗爭圖騰，如果最後都被釘在十字架上而無人伸出援手，那麼，香港被改土歸流的日子，指日可待。特區政府清算雨傘運動有三步曲：DQ議員、刑期覆核、消滅戴耀廷（和佔中班底）。在北大人的考察中，第一步勝利完成，第二步遇到挫折，第三步剛要起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