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是中國史上第一個廢除分封制的朝代，但若論第一個國祚長久的朝代則為西漢（公元前202年－8年）。不過，西漢的江山得來不易。由西漢未成立之前的楚漢之爭，以至西漢初期發生的一切，並不能單用一句「歷史是重覆發生的」或「歷史是由人創造的」便足以作出總結。本文將嘗試以不同的視角去看這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
在楚漢之爭中，項羽和韓信有頗為相似的遭遇。若單論軍事才能，二人也是舉國無雙。而二人分別有范增和蒯通作為智囊。這兩位智囊雖不約而同地多次勸喻項羽和韓信要提防劉邦，但項羽和韓信均沉醉於帶兵打仗而沒有多加理會（不過亦頗符合Charles Lindblom的muddling through [1]），最後氣至這兩位智囊離營。其實，項羽和韓信均是講求仁義的人。然而，前者雖多次放生劉邦這位「兄弟」，但他的項家軍在最後一次交鋒中被韓信的軍隊擊潰後遭到劉邦全面追殺，最後他自盡身亡；後者雖然助劉邦統一天下，但由於高功蓋主，最後也難逃「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的命運。[2]
在另一方面，漢高祖劉邦雖然是個出爾反爾的小人，但他務實的一面頗為值得讚揚。 劉邦當初起兵作反，完全是為了生存，但他在攻下沛縣後開倉賑濟平民，則甚有左翼思維的色彩。而他在建國後輕搖薄賦，又與右派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原理脗合。他在項羽麾下時經常想着如何增加自身的硬實力，而他攻入咸陽後約法三章(雖然他自己也沒有完全遵守[3])， 則可謂是在建構軟實力。由此可見，劉邦並不是個意識形態主導的人。
劉邦事跡頗受某個同樣以農民起義的政權的推崇，但由於意識形態作祟的關係，那個政權無論如何模仿也學不到當中的神髓。其實，向歷史學習亦需要小心翼翼地審視從前和當今形勢的異同。歷史類比很容易因忽略掌權者能力和社會結構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出謬誤的推論。那些年劉備仿效漢高祖入巴蜀，並在臨終前托諸葛亮進行北伐，但眾所周知，諸葛亮七次北伐均敗於司馬懿只守不攻的戰略。反之，司馬懿與劉邦一樣，為求自身利益不惜在戰爭中落荒而逃。這種只伺候機會偷襲的策略看似霸氣欠奉，實際上卻可逐步削弱對手的鋒芒，長遠地增加己方的勝算。但若濫用此策略，則會有損己方的士氣。所以說，歷史事件雖對當今時局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它同時沒有衍生出必勝的法則。倘若弄至張冠李戴、蕭規曹隨的局面，便有可能出現災難性的結果。
無論如何，道德主義者很可能反對隱惡揚善地歌頌劉邦和其他開國功臣的事跡。事實上，劉邦登基後逐漸清除異姓諸王，到他死後由他的皇后呂雉掌握實際大權，故西漢初期已難逃異姓外戚干政的問題。劉邦由始至終重視民生，而在呂后掌權期間並沒有對民生造成重大的傷害，反之「她是遵守劉邦臨終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遺囑的，相繼重用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開國功臣。而這些大臣們都以無為而治，從民之慾，從不勞民。在經濟上，實行輕賦稅。對工商實行自由政策。在呂後統治時期，不論政治，法制，經濟和思想文化各個領域，均全面為『文景之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4] 但劉邦同時任由呂后殺害韓信，其後人劉備和劉禪雖重用和大致信任諸葛亮進行北伐，卻始終無法複製韓信昔日帶兵打仗的成果。至於屢為劉邦獻計立功但同時設計陷害韓信的蕭何與陳平，其後人不得善終。[5] 對於信奉因果報應的人來說，這些結果頗符合報復性公義的原則，特別是古時的中國人十分重視自己後代的福祉。而因果報應論述的存在，令不少人不敢為非作歹。
然而，這種論述亦有一些問題。首先，這些事件並不排除有巧合的成份，而到目前的止仍未有科學證據足以證明因果報應必然出現，以及當中的比例為如何。而且，這種解釋並不把每個人視為獨立的個體：後人須完全承擔先人所種的惡果。換言之，這很難成為合理的學術解釋。其實，有不少人的父母或祖先均有重大的過失，但他們並沒有因而被耳濡目染。反之，不少蕭何和陳平的後人卻因自身犯罪而受罰甚至遭斬首，故他們自身也須負很大程度的責任。不過，雖然前人作惡與後人遭殃沒有必然的關係，但愈多相關案例的出現，愈能修正「勝者為王，敗者為寇」這種現實主義的史觀。
在眾多漢初傑出人物中，最備受歌頌的應為張良（字子房）。他在早期曾傾家蕩產重金禮聘「能拿重百二十斤的大力士，埋伏在搏浪沙（今河南原陽縣南） 」，企圖刺殺秦始皇，不果，反「引起秦王大怒，搜遍天下。為了躲避殺身之禍，只好匿名改姓藏在下邳」。[6] 但正因此次挫折而逃亡，讓張良遇上了啟蒙老師黃石老人，令他不再有勇無謀。[7] 後在反秦期間，張良遇上了求才若渴、值得輔助的劉邦。[8] 縱然兩人在反秦期間和楚漢之爭中有過兩次分合，但張良離開劉邦是出於對韓國的情義，劉邦亦沒有因此而怪罪於他。[9]事實上，在二人分開後第一次再會中，張良便勸勉劉邦不要放棄攻打宛城，其後在準備攻打嶢關時，張良認為「如果請酈食其及陸賈（前240 年～前170 年）去誘之以利，定能智取不用強攻」，劉邦均一一採納[10]；在鴻門宴中，張良對劉邦有救命之恩；而即使二人因項羽重新分封天下而面臨第二度分離，張良亦在離開前獻計劉邦燒掉巴蜀和關中之間的棧道，藉此減低項羽對他的疑心。[11] 後因項羽殺害韓王成，而項伯勸喻項羽放走張良，張良和劉邦再一次會合[12]，令漢軍的實力大增。劉邦能夠統一天下，除了靠韓信帶兵打仗、陳平離間項羽和范增的關係外，張良「攏絡彭越、黥布及韓信」對付項羽之計亦功不可沒。[13] 根據《史記·高祖本紀》記載，劉邦曾如此稱讚張良：「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57) [14]
在漢統一天下後，漢高祖曾欲重重封賞張良，張良卻謙稱其計謀只是恰巧地成功而婉拒。[15] 但是，不少後人的評論指，張良的態度和舉動揭示了他看穿了劉邦「能共患難而不能共富貴」的特性，故倒不如好來好去，既不會被劉邦猜忌，亦可明哲保身。[16]
根據楚漢之爭的歷史，劉邦之成功在於在戰亂時用人唯才，不論貴族出身的張良還是平民出身的韓信均委以重任。這在當時來說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後來他更打破了農民階層出身不能主政的宿命。不過，無論項羽或劉邦均曾獨攬行政、立法和司法大權，而他們均不能擺脫猜忌旁人的心魔。而在欠缺三權分立的制度下，皇帝可為鞏固自身權力而去清除功臣。在如此錯綜複雜的權力鬥爭關係之中，只有淡泊名利的人才是真正的「超然」。[17] 這既是殘酷的現實，亦是中國多年來未能改善的問題。
註釋：
[1] “In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 Charles Lindblom suggested that organizations and decision-makers rarely revisit core assumptions when making decisions.” in Farley, Robert, Yes, America's Military Supremacy Is Fading (And We Should Not Panic). (The National Interest: September 21, 2015), retrieved from 22 September 2015 at
[2] 新華網：〈韓信與張良緣何會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新華網》，2014年8月8日，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3] 「在與項羽爭奪關中王時，時局未平，劉邦就貪溺美色，希以美酒配佳人，並掠奪一切寶物。幸好此時的張良與樊噲（？～前189 年）以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之語勸戒他，認為此行為必是助紂為虐，劉邦才悻悻然的離開。」參見陳沐恩：〈淺論張良一生之大智〉，《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網頁》，日子不詳，頁1，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4] 大紀元：〈漢高祖的皇后呂雉〉，《大紀元文化網》，2000年11月3日，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5] 陽光地帶：〈蕭何/張良/陳平奸計害韓信 受惡報遺禍後嗣〉，《陽光地帶》，2014年8月8日，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註：筆者閱畢全文後，發現張良除了沒有積極主動向劉邦澄清韓信沒有謀反之心外，他並沒有主動加害韓信。)
[6] 陳沐恩：〈淺論張良一生之大智〉，《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網頁》，日子不詳，頁3，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7] 參考同上，頁4
[8] 參考同上，頁6
[9] 參考同上，頁6-8
[10] 參考同上，頁10
[11] 參考同上，頁7-8
[12] 參考同上，頁8
[13] 參考同上，頁12
[14] 司馬遷：《史記·高祖本紀》，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年份不詳，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15] 陳沐恩：〈淺論張良一生之大智〉，《輔仁大學進修部歷史系網頁》，日子不詳，頁18，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新華網：〈韓信與張良緣何會有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新華網》，2014年8月8日，2015年9月22日擷取自網頁
16. 參考同上
17. 參考同上
全文原載於立場新聞2015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