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Him Chow
此前依《論語》原文略談「求仁得仁」本義，一位年輕朋友抱怨，覺得我寫得太深。他這麼賞臉，既嫌太深，也硬着頭皮看完，我自然也得小心探問，看他究竟認為拙作何處太深。原來不為別的，就是為了「文言引述太多」。雖然我摘引的都是《論語》名句，而且也都補上了語譯，但對他而言，一見文言，就難免要起障礙。我後來反省，猜疑這恐怕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也許還是今日不少青年的問題，一讀到文言文，自動把它歸類進了深奧的範疇，雙眼當即卻步。這叫我想起近日台灣高中課綱草案爭議，一大批作家學者為了課文白話與文言的比例鬧得不可開交，而且很合「常軌」的，又把它上升到了是不是要「去中國化」，要不要尊重台灣本土的政治層次。
少時在台唸書，《四書》曾是當年中學中國文化課程的指定讀本，幾乎每個受過點教育的同齡人，都會對這四部行家經典有些模糊的認識。後來我在解嚴前夕返港，才曉得自己可能是最後一代受過這種教育的台灣學生，因為隨着解嚴，學生也從《四書》裏頭解放出來了。為什麼政治上一解嚴，《四書》也就不必唸了呢？那當然是它太有政治意味，變成了國民黨蔣家政權愛國教育的一部份。因為這個背景，我年輕的時候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很抵觸《四書》等儒家傳統典籍，到了一看見這些書的名字，心裏就自動落閘的地步，以為它們全是教人當皇權順民的陳腐毒物。所以儘管在上小學的時候就被長輩逼着背過《四書》，但後來卻能被反叛的我全部忘光，只有在勉強要用的時候才會浮想出合用的句子。
未來香港推行愛國教育之大勢難免，在「增進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和熱愛」的前提下，讓學生多讀國學國史，會不會是以後過關進好學校的基本要求呢？猶如現在的學生要會鋼琴和小提琴一樣？那麼將來的學生是否也會一看到中國文化教材，一看到文言文，甚至「中國」二字，便和他們現在面對鋼琴時的反應似的，不禁一陣惡心？尤其大陸正在流行所謂的「國學教育」，傳聞連習近平也很欣賞近年大熱的《弟子規》，要孩子們多多誦讀這類「經典」，簡直就是蔣介石昔年在台灣發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翻版。香港若是也來這套，我們的學生乖乖地跟着學嗎？他們多半是要把「國學」等同於洗腦的吧。
如果國學教育教的就是《弟子規》，我會很同情那些受苦的學生的。因為這本清朝一個秀才寫給販夫走卒看的識字讀本，不只不能代表國學，甚至連符不符合儒家精神都很難講。它裏面好些內容當然沒錯，叫人早上洗臉漱口，大小便之後要洗手，誰敢說不對？但另外一些東西，則真如一些論者所言，完全是教人當順民的「糟粕」。例如什麼「不關己，莫閒管」「邪僻事，絕勿問」，基本上就違反了現代公民精神，是讓人自私自閉的意思。它談孝道，更是離譜，「親愛我，孝何難，親憎我，孝方賢」，莫非父母對你再怎麼虐待，你也得逆來順受，這才叫孝順？要知道在傳統秩序的框架底下，忠往往是孝的延展，所以要人無條件地孝，也就相當於要人無條件地忠。如果說這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粹，是儒家的真精神，那就真是太過冤枉列代聖賢了。
真正的儒家不接受無條件的忠順，正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當國君的要有當國君的樣子，做臣子的也才能有做臣子的表現。這一切倫常政治關係皆是相互規約，要求雙方各盡本份的。如果當國君的太不像話，做臣子的又會怎樣呢？孟子說得好：「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要是國君屢屢犯下大錯，那又該怎麼辦？孟子的回答是：「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又如果一個國君太過殘酷，行的是暴政，孟子則乾脆表示可以不當他是君了，殺不足惜（「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在傳統行家那裏，忠和順是兩碼子事，絕對不可混為一談。孟子固然還說過「以順為正，妾婦之道」，就連被後人當作孟子大論敵的荀子也主張「從道不從君」。儒門弟子真正值得獻身景從的對象，不是一個人甚至一個政權，而是充盈於宇宙之間，萬古恒健的天地正道。
不過，要是這麼教儒家，這麼教國學，學生又會不會變得容易激進，破壞了社會的繁榮安定呢？所以除了鼓勵他們好好背完《弟子規》算數，不妨也參考一下明太祖朱元璋的辦法。
朱元璋討厭孟子，是略識國史者都曉得的事。他曾經計劃取消孟子配享孔廟的待遇，但是遭到刑部尚書錢唐的反對（錢唐抗疏上諫的時候，連要死的打算都有了，他說：「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非常難得他既不當場廷杖，又不判他棄市，反而聽了他的勸告，取消原議。然而，二十多年之後，他到底還是找到了對付孟子的辦法。那就是找來佞臣劉三吾刪節《孟子》，成書《孟子節文》，去掉原著八十五條，而那八十五條自此不得成為科舉命題的材料，用今天的話講，就是不算指定教材（前引數句，自然都在其中）。朱元璋不喜《孟子》，尤其不喜那八十五句，是因為它們大不敬，不是臣子該說的話。可見在這位以大興文字獄，動輒殺人的帝王看來，就連早已作古的亞聖孟子，在他面前也只能是個應該好好聽話的柔順臣子。傳說他甚至講過「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和毛澤東談起魯迅要是還活着的話會有什麼下場有異曲同工之妙。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