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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數字 反映刑偵程序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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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數字  反映刑偵程序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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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警會發表最新一期《通訊》,選取有關警方刑事調查的投訴作為主題。當中用不少篇幅講述指控警方刑偵過程出現威迫利誘、偏頗不當或供詞不確的投訴。監警會介紹這類投訴後總結說,這類投訴會獲得公平、公正及以證據為依歸的處理,另外則呼籲投訴人有責任如實作出這類投訴,「令處理投訴的公共資源用得其所」。

據監警會的分類,2017 年上半年,由監警會完成處理(不包括覆檢)的投訴個案中,有 213 宗(即大約 1/4),是指控警員在刑偵過程中「毆打」(17 宗)、「誘導或恐嚇」(50 宗)、「捏造證據」(6 宗)、「警誡供詞不確」(6 宗),或者「調查不足或偏頗」(134 宗)。換言之,監警會每月完成處理的投訴中,有大約 35 宗涉及 CID 調查過程的不當行為。監警會進一步解釋,這二百多宗投訴,基本上只有四類結果︰接近 78%(即 166 宗)是「無法追查或投訴撤回」,其餘 22%,則屬於經全面調查 (full investigation) 後,斷定為「虛假不確」、「並無過錯」,或者「無法證實」。數字看來,形勢大好,everything under control。然而,若然我們仔細分析《通訊》內對數據的詮釋,恐怕就難以對現況樂觀。

我們可先由那七成八「因為投訴人一直拒絕回覆投訴課跟進」而「無法追查」;或者投訴人要求撤回,以致沒有進行 full investigation 的個案開始。監警會就這部分的個案,下了一個可堪玩味的註解︰原來這 166 宗個案當中,有 118 宗(即七成)因為「不同情況而無法判斷投訴的真確性」,例如「該刑事案件最終未有上庭審訊」;剩下 48 宗,則有三類下場,包括投訴人最終認罪、經審訊後本身罪名成立,或者「自簽守行為」(Bind-over) 結案,而監警會認為,48 宗個案的如此下場,「某程度上顯示投訴人當初的指控未必真確」。

我們亦要公道一點︰以上的解說,多少顯示監警會即使面對沒法全面調查的個案,仍會留意投訴人本身案件的發展,去視乎針對警員投訴的部分,應否繼續跟進。但這另一方面亦反映了整套投訴和監警機制的盲點︰過分倚重司法程序結論作投訴依據。

誠然,這類投訴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投訴人與被投訴警員之間,其實有一個相當鮮明的對立甚至「敵意」關係︰投訴人很大機會本身就是一項刑事調查的對象、甚至被警方列為被告;另一方面,被投訴者偏偏要麼就是參與調查、舉證指控投訴人的隊員,要麼就乾脆成為控方證人之一。

明顯地,不論是在訴訟還是投訴處理過程,雙方的誠信基本上處於非此即彼、激烈對抗的狀態。被告往往會在審訊中指稱警察曾經對他威迫利誘、以圖阻止法庭接納自己在警察面前招認的供詞,法庭亦會就此展開「案中案 (voir dire)」審訊,先處理招認內容可否呈堂的問題。可是,刑事程序會嚴格區隔「案中案」程序與正式審訊︰在高院原訟庭,陪審員必須在「案中案」完成後才會參加審訊,不會知悉「案中案」的過程與結果;即使是單一法官或裁判官審理的案件,法官亦不能單單因為被告在「案中案」失敗,就推定他在其後審訊中的自辯並不可信。

由於被告對於警員行為的指控,與他就本身罪行的答辯,是截然分開的兩回事,我們必須避免跌入一個邏輯謬誤,就是假定只要被告就本身罪行的辯解不獲法庭接納(或者自願認罪),他們對警察的指控就必然不可信。事實上,刑事程序經常發生被告在「案中案」聆訊後成功剔除自己的招認口供,但仍會在之後的審訊中被裁定有罪的情況。因此,觀察者絕不能單憑某被告在刑事程序中被定罪(或者認罪),就以此作為被告對警察的指控絕不可信的憑據。

返回上文第三段提及的監警會分析。基層工人由衷希望,就著「無法全面調查」的個案,監警會並沒有犯上對上一段提出的謬誤,即單憑被告有罪,就倉卒地得出這部分個案「某程度上顯示投訴人當初的指控未必真確」的論斷。

另一點更值得憂慮的,其實在於「自簽守行為」個案。事實上,很多「簽保守行為」案件,是以控方不起訴、不留案底,再由被告「承認案情」(而非認罪)作為條件,這類型的案件,應抽出來視作接近於撤銷檢控的情況,而不應空泛地歸於「有罪結案」的類別。

再加上因「不同情況」而無法判斷投訴真確性的「無全面調查」個案,很可能有部分指控刑偵警員濫權不當、但沒有作全面調查的個案,投訴人最終是被律政司以「自簽守行為」作條件撤銷起訴,或者索性不送交刑事審訊。如果屬這一類型,會否是律政司的法庭檢控主任(甚至是警方的案件主管)覺察到案件威迫利誘或不當蒐證的可能性不低,甚至足以讓控方無法基於「無合理疑點」舉證被告的罪行,而在此等案件送交法庭前攔下來?若然如此,「最終沒有審訊」或者沒有正式檢控的個案,會否反而是更值得仔細斟酌的個案?除了由相關人員擋住質素欠妥的檢控外,有否機制確保他們會將他們的觀察報告予投訴課(或監警會),以便進一步揪出潛伏在刑偵部門的害群之馬?

或曰,如果投訴人真的有此「重大冤情」,為何他們不選擇繼續向投訴課提供資料,使投訴得以獲全面調查?我們要留意,為很多面對刑事調查的人來說,能夠得來守行為或者撤訴的處理,已經是得來不易的結果;觀乎應付訴訟以及投訴程序所花費的時間和壓力,不少擺脫了檢控的投訴人決定不再跟進,其實算是人之常情。

至於經全面調查的 47 宗個案,監警會除了交代全部投訴均基於不同原因而不成立外,則帶出「部分」投訴人最初否認控罪並質疑招認並非自願(亦即展開上文所述的「案中案」程序),但法庭裁定接納招認呈堂後,他們就改為認罪;監警會進而指,由於這些投訴人認罪後就沒有再跟進,所以可能構成「策略性投訴」云云。正如上文所指,投訴是否成立與投訴人是否有罪,根本是兩道不能混為一談的命題。

以一般人的眼光看來,監警會所指「策略性投訴」,似是對投訴人這員投訴的手法不以為然、甚至負面觀之;但被告選擇在某階段提出法律上容許的抗辯程序,或者基於減刑的考慮,在「案中案」被駁回後選擇認罪(尤其在刑期較長的案件),無論大家喜歡視之為甚麼「策略」也好,始終不能迴避關鍵的中心議題︰到底警員有否不當地威迫利誘被告。

更何況,《通訊》既然也用上稍有保留的字眼,指「部分」投訴「或」屬「策略性」,那麼,其他起碼看來不算是「策略性」、有一定調查價值的投訴呢?是否所有經全面調查的投訴,只要定讞為「虛假」、「無不當」或者「無法證實」,就再無需要檢討、防患未然呢?

最後,基層工人必得強調,本文絕非旨在指責警方的 CID 已經形成一鼓(噢,對不起,是一「股」)喜好屈打成招或者利誘認罪的「歪風」;基層工人只是想指出監警會現行對數據分析中的一些「盲點」,包括將投訴人本身是否有罪、以及其投訴是否成立,假定為互為因果的命題。期望警方與檢控部門能夠進一步改革投訴監察系統和程序,連剩下的漏洞也加以填補,徹底杜絕濫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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