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子維（影子長策會成員）
究竟香港需要多少房屋？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搞清楚「需要」的意思：基本住房的權利、炒賣的「投資需要」、以至是房屋成為調控金融穩定性的工具。有些需要是必要的，有些則否，在談房屋問題之時，必須要攪清楚。
還原到最基本，假如我們有方法可以把全香港270萬個私人及公營的房屋單位，平均分配給253萬戶的香港家庭，那麼香港實際上還是有17萬個剩餘的單位，一戶一屋不是夢。
根據統計處的預計，香港人口頂峰的年份是2043年，距今大概仍有26年的時間；頂峰的人口數目是822萬，與現時的735萬，大概有87萬的增長。按照每戶2.7人的需求推算，87萬人需要的額外住屋單位數目，大約是32萬個單位。
可是，根據《香港2030+》的政策文件，未來30年需要的房屋單位，有100萬個之多。
100萬對比32萬，究竟為什麼我們需要那麼多的房屋？
當然，我們清楚知道，現時270萬個單位並不是一戶一屋，因為明顯地，有些人擁有超過一個單位，有些人連一個床位也沒有。而為什麼有些人可以擁有一個、十個甚至百個單位？這當然是因為香港社會的房屋，把基本住房的權利與投資炒賣的「需要」混淆了，當板房劏房戶上樓的基本住房權利與投資炒賣的「需要」共冶一爐，起多少個單位都無濟於事，不斷上升的房屋數目成為氾濫資金的避難所，某程度上已經成為政府調控金融的工具。
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假如香港的房屋真的是「按需分配」，而不是「按資金分配」，基層的住屋需要，怎會不是優先於炒賣與投資的「需要」？
未來30年會興建的100萬個單位之中，「住戶數目淨增長」所需的單位數目，大約是43萬，其餘的都是受重建影響的私樓住戶，或者是「照顧」外地買家的「住戶」。「居住環境欠佳」的房屋需要數目，就只有10萬個左右。
這樣看就很清楚了，實際上香港的房屋政策，以優先滿足私樓需要為經，以構築置業階梯論述為緯，所以我們必須要有比足夠更多的房屋供應。
只要還原到兩個基本事實，就可以理解到香港房屋政策的根本：香港的私人單位比例不但遠超公營房屋，用地也遠超於公營房屋。
假如政府有心承擔房屋的再分配角色，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再分配過程，就是如何提升香港公營房屋的比重，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如近日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所言，為解決上樓問題，大幅增加興建資助房屋，令公私營的房屋比例更失衡。
雖然政府一再強調公營房屋與私人房屋的六四比，但實際上現存的房屋數量，卻是私樓遠遠比公屋多，公屋只佔45%，而私樓卻有55%，公屋比私樓少了足足27萬個單位。
用地更不用多說了，公屋住屋總佔地只有區區的1600公頃，私樓的用地幾乎是公屋的一倍，高達2600公頃，至於用作原居民居所的「鄉郊居所」的用地，則再「番一番」高達3500公頃。
所以當施永青在報章專欄說，要在香港既有土地增撥2%用作住宅用途，他應該尚未了解到，這區區的2%用地，已經是2200公頃的土地，足以把現時114萬個公屋（及居屋）單位，全都放進這「小小」的撥地裡。
同樣2%的土地，假如是用以興建「照顧」外地買家的豪宅，或者是重建成用以炒賣的納米樓，那就多多都不夠用吧。
明眼人一看便明白，近幾個月政府與建制開啟輿論機器，不論是報紙的專欄文章、電視節目、還是學者親自披甲上陣建議填水塘，都不外乎想讓外間得出一個約略的印象，就是香港有很多覓地的可能性，包括剷平「一小部分」的郊野公園和填「一小部分」的海，這樣就可以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
我們在討論的，真的僅僅是在乎那2%的郊野公園用地是否可以用來起屋嗎？歐盟27個國家，用來興建房屋的土地比例總和，也不超過所有土地的3%，用以耕作用途的土地，則高達43.5%；相比之下，香港用了6.9%的土地用來興建房屋，只有4.6%的土地來務農，本來就已經反映了香港高度密集，只顧房地產永續而不想人落地耕耘的城市發展特性。
香港與歐盟27國土地用途比較（歐盟27國平均／香港）
耕作用地 、農地用途（43.5%／4.6%）
房屋用途（2.97%／6.9%）
商業、工業、休閒及交通用途（6.1%／12.5%）
資料來源：規劃署、Eurostat
社會有房屋需求，政府告訴我們要剷平郊野公園、水塘和農地來興建「新市鎮」，我們永遠都需要問，這究竟是代表什麼人的需求？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兩個錯得離譜的假設，就是香港人口一定永遠增長，房屋需求一定永遠增加，卻很少會告訴你，我們辛辛苦苦興建的房屋，是用來讓人住的，還是讓人炒賣的？讓人住的屋，是給住板房的，還是給其他外來人炒的？如果說，勞動階層必須要犧牲遊山玩水的快樂，來成就有閒階級的「房屋剛性需求」，那麼最基本的，政府就應該要好好擔當房屋再分配者的角色，拒絕公營房屋私有化，推動物業空置稅打擊空置物業囤積，至少讓經歷毀家滅村、荒蕪田園而換來的土地，不懂得示威抗議的大海和森林，也犧牲得有點價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