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工黨秘書長譚駿賢
有關涼薄，這幾天全城鬧得熱哄哄。有人於教育大學張貼海報「恭喜」高官喪子，建制中人發動攻勢，窮追猛打，誓緝元兇；同日，傳媒報導屯門山景邨母子離奇死亡，母親已死去三星期，兒子則約死去兩星期，即兒伴母屍數天後才死去。這一宗事件，碰著「涼薄」爭論，注定得不到媒體與公眾更大的關注。
屯門母子死亡事件，其實更值得我們注視。該事件中所揭示的社會問題，其實比起教大大字報更涼薄——因為慘劇源頭，也直接指向官僚涼薄、制度涼薄！而你與我，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據報，該涉事家庭父母離異，長子與父同居，次子與母同住。出事的次子，今年15歲，已多年沒上學。教育局回覆傳媒查詢時表示，次子最後就讀的是屯門一間小學，唸到四年級。按推算，他當時只有約9歲。母子曾短暫領取綜援，但近年主要靠贍養費過活。父親則向記者稱，每個月都有給予贍養費，母子不會餓死。
關於教育局責任
事件爆出，大家都問：為甚麼次子曠課六年，竟無人知悉？究竟哪個部門跟進？據教育局指出，細仔缺課後，原讀學校已按程序向局方申報，局方亦已按程序多次家訪，但找不到母子兩人，事件就擱住了。
問題是，教育局找不到學童，個案就應該就此束之高閣嗎？翻閱教育局通告1/2009號《確保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文件，內容清晰指出相關單位處理15歲以下輟學學生的流程：學生缺課七天，校方須向局方申報，亦須找出學童及家長就缺課作調查、輔導及支援；若果學童仍缺課，局方於兩個月後開始發出警告信，之後每個月都會出信警告，半年後會向家長發出「入學令」。若情況持續，局方會將個案交警方調查及檢控，最後交予法庭處理。
負責處理學生缺課的是教育局豁下的「缺課個案專責小組」。就母子死亡案件，小組或會辯稱，相關負責人員已多次家訪山景邨母子，只是「屢尋不果」。然而，我們要追問，小組人員多次找不到母子後，有否聯絡其父？有否向涉事人發出「入學令」？若母親還是拒絕讓學童上學，有否按程序將個案轉介給警方？若還是找不到學童，學童就變成失踪人口，那麼局方又有否要求警方協助？官員有否向相關部門調查兩人下落，例如向房屋署查詢？
若教育局已做畢上述的程序，還是不得要領，官員就要擱置調查嗎？要知道，放棄的不僅是一個「個案」，而是一個孩子，更是一條人命。
關於社會福利署的責任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回應山景邨悲劇時指出：「要阻止同類事件發生，需整個社會協助，包括如市民獲悉鄰居出現問題後，可向附近社區服務，包括兒童就讀的學校或家庭服務中心等求助，均可予社署及早識別相關隱蔽家庭以提供支援……社會福利署多年來經多方面嘗試找出『隱蔽家庭』，可惜不幸仍有漏網之魚，政府會繼續努力工作。」
這話說得很對，而且任何時候都對。但官員將隱蔽家庭問題訴諸公眾之前，是否應先檢討相關部門對隱蔽家庭的支援不足？
社會福利署表示，山景邨母子並無領取綜援，故非社署跟進個案。沒拿綜緩，社署對出事家庭就真的無事可做嗎？據報，母子兩人曾短暫領取領綜，而社署多年前更曾跟進長子的個案。我們試想像，若社署(或公眾)並不單純將綜援領取人視為「攤大手板」要錢的懶人，而是潛在有需要長期關顧的公民，即使當事人已脫離綜援網，仍應安排社工維持一段時間的探訪，了解家庭狀況，並於有需要時再提供協助。那麼，山景邨母子悲劇是否可以避免？
當然，想像還想像，我們都明白，社署處理「求助人」個案時，會劃分為各個不同部門：要錢的，請去社會保障部；要解決家庭糾紛的，請去綜合家庭服務中心，而中心又分為社署與非政府組織營運；要進一步輔導的，請去臨床心理服務科，而且不是你想去就去，而是要社工轉介。
辜勿論將「求助人」的需要剪成碎布，然後逐片逐片來縫補的做法是否適當，單就要求「求助人」由逐個部門敲門、登記、排隊及等候服務，整個過程隨時需要以月計、甚至以年計的時間，對於為口奔馳、經濟拮据，或有社交困難的求助人來說，他們望而却步，實在不難理解；求助無門而「內爆」，也不足為怪！
不要涼薄制度 不做「無思」的人
上面種種說法，對於前仆後繼、付出心力的教育及社會工作者來說，或有欠公允。可是，政府多年來執意將基層民眾及弱勢社群的需要，變成數字化、模式化及程序化的個案管理，一個人的生命或生涯規劃，在官僚制度下淪為一串數字、一個個案號碼。事實上，將社會服務及機構組織以私營化及商業化模式操作及營運，是由政府官員一手一腳打造出來。作為前線人員，對制度不仁「無思」(Thoughtless)執行，只貫徹紙面程序，不反思制度對錯，結果變成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明顯地，屯門母子離奇命案，不會是最後一宗同類悲劇。隱蔽家庭、缺課兒童，也不會因市民響應局長呼籲而消失。我們期望的是關於制度的轉變︰一個循着對基層及弱勢社群處境更有擔當、對社會不幸有所觸動的方向去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