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政權無道 學院無言 文人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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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無道  學院無言  文人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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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先生兩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引述魯迅的說法,謂對那一些「無行文人」,即有歪品德及不乎社會期望的知識分子,「最高輕蔑是無言」。如果真的是這樣,怪不得有人說「十有九人堪白眼,百無一用是書生」了。

大學的校長應該具有超然的為地位,是校園內的學生及其他教職員的表率,照理應該捍衛大學,令校園成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沒有禁區的開放空間。這對校內的學者與學生是否能夠發揮其積極的社會作用,也是十分重要的。但在今天的香港,大家都已經清楚看到了,政權的專橫無道,確實有可能令大學校園出現某些由政權定義的言論禁區,本應是學界表率的大學校長,也變成了帶頭打壓大學自由言論及表達空間的無行文人了。

李怡先生在那篇文章中也提到徐復觀教授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看法。徐教授認為,"中國知識分子受兩千多年專制政治影響,崇拜權勢,有奶便是娘,早已把傳統文化中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基本價值丟掉了"。觀乎香港各間大專院校校長近期的表現,真的不能不對徐教授的洞見倍感折服。

大學應該沒有任何禁區,應該是所有新思潮的搖籃。大學應該可以為「離經叛道」的思潮提供空間。在現代社會,大學被視作社會的良心。要為學生、教職員及所有持份者提供一個自由開放、沒有禁區的空間。探討學問、追求真理。就算是極端的觀點,只要在不傷害其他人的情況之下,都應該可以得到充分表達。歷史上,不少被視為離經叛道的意念,首先都來自大學。但這些意念很多都能推動社會轉變,革弊興新,推動社會進步,令人類歷史可以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這一種對現代大學的理解和觀念,雖然看似難以置疑,但實際上卻十分脆弱的。無道的政權往往要干預大學,操控大學。大學的領導及學者,向權勢靠攏,墮落為「無行文人」卻可以說是無日無之。中國社會長期形成的專制政治傳統,加上科舉制度,令讀書人長期依附政權,也令「文人無行」變成一種普遍的士大夫文化。在今天的中國,這種脆弱性就更加因為當今政權的無道而表露無遺了。

推翻了清王朝,以為推翻了封建,但那一個令「文人無行」常態化的文化怪圈,始終難以扭轉。不過,曾經在一段短時間之內,也是有過希望被扭轉過來的。例如就發端在1917年,剛剛好是100年前及之後的一段時期。那一年,蔡元培正式成為了北大的校長。

北京大學原本是清王朝興辦的京師大學堂。當時被視為清末改革運動中最有標誌性的一所高等學府,也是全國第一學府。不過,這所第一學府積習了封建腐敗的流弊,成為官僚及政商階層子侄的遊樂場。所以其腐敗也是最出名的,就算辛亥革命之後也是如此。

可以說,當時這一所全國第一高等學府,只是政治的附庸,大學教育和政治也只是一同腐敗。

當時入讀北大的人,很多都無心向學、對研究沒有興趣、對真理也沒有堅持。主要是希望入讀北大可以成為升官發財的階梯。當時在北京前門的八大胡同,集中了北京的妓院。到那裏嫖妓的人,一般被稱為「兩院一堂」。「兩院」即是當時的參議院和眾議院,「一堂」就是指京師大學堂。即是說,那些嫖客不外乎都是來自參議院、眾議院的議員,及來京師大學堂的教員和學生。當時如果要找「無行文人」,最方便就是往北大校園那邊走,或者往八大胡同那些妓院那邊走。

早年北大之腐敗,文人之無行,可想而知了。與政府的腐敗,也可以說是互為因果,互相促進。政權之無道,令更多文人變得無行;越多無行文人,政權也只會越發無道。可以說,「當政治騎劫了大學教育,政治和大學只會一同走向腐敗」。

不過,仍然有人意識到,要容許大學有兼容並蓄的空間,大學才可以滋養更多元的意念,推動政治之清明與社會之進步。蔡元培在1916年應聘,至1917年正式上任北大校長這段時間,第一件事就是從四方八面招納不同背景、不同專長、不同政見的人才加入北大。在一兩年間,就把大量被視為「離經叛道」的人帶進北京大學。

其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創黨人和第一至第五屆黨總書記的的陳獨秀。陳獨秀沒教過書,雖然曾經往日本留學五次,但沒有取得過甚麼學術銜頭,也沒有參與過教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而且,當時由他主編主寫的「新青年」雜誌,也因為有太多文章宣揚新思潮及革新,被視為離經叛道。他自己也沒有加入北大的意願。但蔡元培好幾次大清早去到陳獨秀下榻的旅館房間門外等他,陳獨秀牙都未刷。如此誠意,終於打動陳獨秀,願意先作三個月的嘗試。後來,蔡元培甚至協助把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由原本的基地上海轉移到北大。

這無異是把離經叛道帶進第一學府,把離經叛道帶進政治的心臓了。百年前可以做到,今天呢?

另一個例子是胡適。他提出的「文學革命八條主張」實在太革命,太不天經地義,太不順理成章,因此屢次遭受各界強烈批評和反對。另一方面,他在1917年首度提交給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論文也過不了關。在政治及學術元老眼中,胡適太不成熟,太躁動冒進,可能與今天的所謂「廢青」沒有兩樣。把持權勢的人「怎會放心把未來交給這樣的年輕人」?但蔡元培慧眼識英雄,還是花盡努力,令胡適成為北大其中一個最年輕的教授。

最後,他們兩人在蔡元培改造北大中有著的作用,他們對推動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他們在中國近代史上扮演的角色,不是已經說明了一切嗎?

除了重視有獨立人格的知識分子之外,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第二個功積,便是抵擋住北洋政府對校政的干預,甚至鼓勵學生及教職員對當時的政治腐敗勇於發聲。請留意,我說的不是今天香港的大學,是一百年前的北京大學。今天的香港,有些大學校長,是會緊密監察著教職員在校内外的言論的;據說有一所香港的大學,還打算向校內師生發出「言論指引」。他們不但不會鼓勵大學師生勇於發聲,甚至希望大學的師生都識做收聲。

一百年前的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後仍然面對軍閥內戰及封建餘毒的折騰,由蔡元培、陳獨秀、胡適等人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在北京大學開花結果的,而不是由當權的政府自上而下推動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面對巴黎和會的不平等條款,起而反抗、要打倒官僚貪腐、要拒絕不平等的條款,最終令列強也不能不有所收斂的五四運動,主要的參與者也是北京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師生。當時北洋政府的總統徐世昌,曾經想鎮增壓學生。而蔡元培校長挺身而出,阻止政府拘捕學生一事,相信大家都是耳熟能詳了。

百年回望,如果當時的北京大學,不是提供了這個空間,讓知識分子及學生暢所欲言、讓他們敢於作為、勇於抵制列強的無理要求、要與軍事暴政抗衡,敢於突破傳統文化及封建秩序的桎梏,今天的中國又會是何等模樣?回憶這一段百年往事,能不令人唏噓感慨!

今天,當權政府要十大校表態聯署反港獨。某些由這個無道政權定義了的課題,學院就要失語,就要無言。當某一位校長說「在民主牆談港獨沒有問題」,又當某一位校董會主席覺悟,說「標語問題應當交由大學自行處理」,喉舌傳媒及土共左仔便群起而攻之。今天究竟是什麼時代了?

香港彷彿又回到百年前的北大,要把政治與教育沆瀣一氣起來了。關焯照說,大學校長「公公化」,這究竟又是熟令致之?大學的高層面對政權之無道,是不是真的完全冇得揀?

有人曾經說過,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要做政權的離心分子。Noam Chomsky 及 Slavoj Zizek,都是國際知名的知識分子,都是政府的激烈批判者,在他們各自生活的社會都可以說是十分有爭議的人物。但他們都是以學者及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對政府的濫權枉法及胡作妄為作出了深刻的批判,警惕了社會各界,提升了公眾的認知水平,也從而提高了整個社會對權力的監察,保障了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尊嚴。多年來,他們都能夠免於恐懼地在他們任教的大學及面向全社會積極發言。

很多時,進步的力量及火種,首先都是來自大專院校。而最反動、最封建、最獨裁、最保守,最阻礙社會改進的力量往往就是建制力量及當權的政府。封建獨裁的力量總是想把進步的力量消滅萌芽狀態。越是獨裁的政府,越是無道的政權,便越想把知識分子牢牢控制,而控制住大學,就是最直接了當的手段。

如果作為大學領導的校長院長,都帶頭沒有腰骨,都只知道要依附權勢,只希望得到北京的賞賜。甚至不惜作為打手,壓抑教職員及學生的言論及表達空間;打擊敢於抗拒政治強權的年輕人;甚至願意簽下城下之盟,表明要做當權政府的扯線公仔;那就是自甘墮落成為「無行文人」,大學只會培養更多「無行文人」。

年青一代的願望及訴求難以舒展,是社會的不幸;知識分子的無行,「最高的輕藐是無言」;而大學校長的無行,令學院也無言,就更應該得到「最高的輕蔑」了。對於造成這個局面的那一個無道政權,除了輕蔑之外,還有什麼好說!

應當緊記這一句話:當大學教育成為政治的附庸之後,教育和政治只會一同腐敗下去。香港距離這一地埗,究竟還有幾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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