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人類道德底線」一夕間成為了城中熱話，同時催生了誰比誰更「冷血」、「涼薄」的爭論。在一個「經濟發展」已成「硬道理」、「安定繁榮」刻入金石碑的社會，這樣「勇於發聲」地「忽然道德」，確實叫人有點莫名其妙，又或「情何以堪」。
主宰香港發展方向的管治團隊，念茲在茲的是把香港打造成「物質至上」、「搵食大晒」的都市，於是「經濟化」成為了我城演化的主旋律。把社群生活、文化價值「經濟化」的前提，必須首先清除主要的障礙——於是我們看見了「反政治化」與「去道德化」的進程。我在另一篇文章處理了「經濟化」與「反政治化」的一體兩面關係，這裏稍為補充「經濟化」與「去道德化」的連繫，並循此角度檢視近來香港的文化政治現象。
從「去道德」到「經濟就是道德」
已故的法國人類學者Louis Dumont指出「經濟」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得力於歐美自18世紀開始的認知框架的轉變。他認為，重農學派的魁奈（Quesnay）把「經濟」看作為由各種相互扣連部分所構成的連貫整體，為日後的「經濟」論述打下了地基；之後洛克（John Locke）將經濟與政治分割；而Mandeville的The Fable of The Bees則進一步把個體的自利言行從宗教的道德規條中抽離，甚至賦予經濟行為一個道德光環，也就是宣稱自私的動機能導向美好的後果，亦即今天差不多無人不知的「人人為己，全體得益」的「看不見的手」的原型。Adam Smith、David Ricardo至Karl Marx的「勞動價值論」，高揚人類於經濟活動中創造價值的重要地位，為經濟化的進程掃除了最後（源自宗教神學）的道德障礙。
英國百多年的殖民洗禮，為香港植入了「經濟化」的根苗，再經1997年後中港政權、建制中產澆水施肥，最終孕育出當代港人毫不陌生的「經濟是個好東西」，以至讓「中環價值」獨大，取代宗教教義與傳統道德，最終成為了統治我城的共識。
當「經濟」變成「價值」、「發展」就是「道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孕育成長的老中青少，「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如果「道德」是指宗教倫理或傳統價值——恐怕並不會令人特別驚訝，甚至可以說是早晚都會出現的事。自然，以怎樣的面貌和形式出現，還取決於不同時地的特定社會脈絡。
倘若支持人情小店、保衛社區家園、追求公正公義的傳統價值，都被看作「阻人發達」、「有礙發展」的離地理想、激進行動；如果「人人為己」的競爭文化成為了我城今天的道德律令，那麼缺乏同理心甚至變得「凉薄」、「冷血」，不是有迹可尋嗎？
當依法治港取代倫理公義
除了經濟化外，另一種或許有助當代香港「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社會力量，是以「法」代「義」，也就是近年中港政權建制大力推動的「依法管治」。這種希望將「法」變為判斷對錯的唯一準則，令傳統的人情、倫理、公義漸無立錐之地。於是解決分歧的方法並非透過平等、開放的溝通對話，以理服人或以情動人，而是殺氣騰騰的「依法嚴辦」。「以法治人」建基的不是同理心，而是對法律內容的解釋權力，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掌控程度，以至輿論上貶抑公義等倫理價值，追求的是唯「法」獨大。
從政權鋪天蓋地的「必須守法」的宣示中，我們看到的主要是《基本法》的不可踰越性，又或必須絕對服從經不斷釋法後的、源自殖民統治的法律，而非重視什麼才是「人類道德底線」的探討，也忽視同理心、以理服人的教育。犯法代表的是「超越了法律的底線」，「必須守法」、「依法管治」的宣示所隱含的，似乎是只要不觸及「法律的底線」，便什麼事情也可以容許。
近期由中港政權主導的DQ（取消資格）議員和「東北」、「雙學」上訴判刑，反映的正是「依法管治」所設定的「底線」，並不特別重視同理心、公義、人情、無私等「人類道德」。以新釋的法來審判舊的行為，從而褫奪一些獲得數以萬計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並追討同是數以萬計的資助薪酬，恐怕並不太合乎我們社會的基本常識和道德——不應任意改變遊戲規則和應離棄「趕盡殺絕」的無情倫理。律政司引用法律，選擇性地對16名無私地保衛東北社區、守護香港未來的青年，窮追猛打，令這些不僅沒有「超越」而是彰顯「人類道德」——心懷公義、勇於承擔、忘我為群——的青年朋友鋃鐺入獄，意味用來「治」他們的「法」，恐怕並非用於守護「人類的道德」。相反，把這些願意講道理、富同理心、熱心公益的青年朋友都投進監獄，社會上能對抗冷血、涼薄，阻止我們「超越人類的道德底線」的力量，又少了一分。
結語及一點補充
在「經濟化」和「依法管治」的強大合力下，「人類道德」的生存空間只會變得愈來愈細。然而在這樣全面「去道德化」的當代社會脈絡中，看到「經濟化」和「依法管治」的旗手「忽然道德」，在民眾（包括青少年）當中產生犬儒虛無、冷嘲熱諷的情感回應，自然很可以理解。正如Arendt在分析極權主義興起時指出，「在一個瀰漫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念和道德標準的社會裏，厭惡是多麼正當的」。不幸的是，這些因為對虛偽管治感到絕望而催生的冷漠或厭倦，也有可能會轉化為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或災難時的冷血涼薄，這才真正令人痛心。
本文的觀點，在當下的非友即敵的社會脈絡中，或許容易被閱讀成為「冷血」、「涼薄」的言行開脫責任。對此我只能在文末作一點簡要補充。
如果作者願意和預想的閱讀者溝通對話，書寫或發言前仔細而公平的聆聽是必要的前提。「聆聽」就是不能在未有對話前先作判斷，而聆聽的重點，必然包括溝通對象所置身的社會脈絡。學者蔡子強引用電影《甘地傳》的一個情節：一名印度教徒說他「殺了一個穆斯林小孩，把小童的頭撼到牆上去，撞得粉碎」；甘地的回應，並不是「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責難，也不是他經常被引用的「以眼還眼，只會讓天下盲目」的一般教訓，而是平靜地問這印度教徒，「為何要如此做」。倘若我們願意效法甘地，避免立場先行、「自說自話」，是否也應該在看到遠比不上「把小孩的頭撞得粉碎」的「不文明」言論或行為，先平和地問一問他們「為何要如此做」？並「願意冷靜下來，聽聽對方」？
作為教育工作者，最不想孕育的，自然是各種涼薄冷血的言論和行為。然而，要壓抑涼薄冷血的生長，必須首先理解，從而改造其滋生的土壤。這也是作者無法因為擔心可能被誤讀，被挪作為「justified」「不文明」言行的依據，而不去做的工作。
延伸閱讀：Dumont, Louis（1977）,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原文刊在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