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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涼薄是如何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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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血涼薄是如何煉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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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人類道德底線」一夕間成為了城中熱話,同時催生了誰比誰更「冷血」、「涼薄」的爭論。在一個「經濟發展」已成「硬道理」、「安定繁榮」刻入金石碑的社會,這樣「勇於發聲」地「忽然道德」,確實叫人有點莫名其妙,又或「情何以堪」。

主宰香港發展方向的管治團隊,念茲在茲的是把香港打造成「物質至上」、「搵食大晒」的都市,於是「經濟化」成為了我城演化的主旋律。把社群生活、文化價值「經濟化」的前提,必須首先清除主要的障礙——於是我們看見了「反政治化」與「去道德化」的進程。我在另一篇文章處理了「經濟化」與「反政治化」的一體兩面關係,這裏稍為補充「經濟化」與「去道德化」的連繫,並循此角度檢視近來香港的文化政治現象。

從「去道德」到「經濟就是道德」

已故的法國人類學者Louis Dumont指出「經濟」之能夠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得力於歐美自18世紀開始的認知框架的轉變。他認為,重農學派的魁奈(Quesnay)把「經濟」看作為由各種相互扣連部分所構成的連貫整體,為日後的「經濟」論述打下了地基;之後洛克(John Locke)將經濟與政治分割;而Mandeville的The Fable of The Bees則進一步把個體的自利言行從宗教的道德規條中抽離,甚至賦予經濟行為一個道德光環,也就是宣稱自私的動機能導向美好的後果,亦即今天差不多無人不知的「人人為己,全體得益」的「看不見的手」的原型。Adam Smith、David Ricardo至Karl Marx的「勞動價值論」,高揚人類於經濟活動中創造價值的重要地位,為經濟化的進程掃除了最後(源自宗教神學)的道德障礙。

英國百多年的殖民洗禮,為香港植入了「經濟化」的根苗,再經1997年後中港政權、建制中產澆水施肥,最終孕育出當代港人毫不陌生的「經濟是個好東西」,以至讓「中環價值」獨大,取代宗教教義與傳統道德,最終成為了統治我城的共識。

當「經濟」變成「價值」、「發展」就是「道德」,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孕育成長的老中青少,「超越人類道德底線」——如果「道德」是指宗教倫理或傳統價值——恐怕並不會令人特別驚訝,甚至可以說是早晚都會出現的事。自然,以怎樣的面貌和形式出現,還取決於不同時地的特定社會脈絡。

倘若支持人情小店、保衛社區家園、追求公正公義的傳統價值,都被看作「阻人發達」、「有礙發展」的離地理想、激進行動;如果「人人為己」的競爭文化成為了我城今天的道德律令,那麼缺乏同理心甚至變得「凉薄」、「冷血」,不是有迹可尋嗎?

當依法治港取代倫理公義

除了經濟化外,另一種或許有助當代香港「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社會力量,是以「法」代「義」,也就是近年中港政權建制大力推動的「依法管治」。這種希望將「法」變為判斷對錯的唯一準則,令傳統的人情、倫理、公義漸無立錐之地。於是解決分歧的方法並非透過平等、開放的溝通對話,以理服人或以情動人,而是殺氣騰騰的「依法嚴辦」。「以法治人」建基的不是同理心,而是對法律內容的解釋權力,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的掌控程度,以至輿論上貶抑公義等倫理價值,追求的是唯「法」獨大。

從政權鋪天蓋地的「必須守法」的宣示中,我們看到的主要是《基本法》的不可踰越性,又或必須絕對服從經不斷釋法後的、源自殖民統治的法律,而非重視什麼才是「人類道德底線」的探討,也忽視同理心、以理服人的教育。犯法代表的是「超越了法律的底線」,「必須守法」、「依法管治」的宣示所隱含的,似乎是只要不觸及「法律的底線」,便什麼事情也可以容許。

近期由中港政權主導的DQ(取消資格)議員和「東北」、「雙學」上訴判刑,反映的正是「依法管治」所設定的「底線」,並不特別重視同理心、公義、人情、無私等「人類道德」。以新釋的法來審判舊的行為,從而褫奪一些獲得數以萬計選民支持的議員席位,並追討同是數以萬計的資助薪酬,恐怕並不太合乎我們社會的基本常識和道德——不應任意改變遊戲規則和應離棄「趕盡殺絕」的無情倫理。律政司引用法律,選擇性地對16名無私地保衛東北社區、守護香港未來的青年,窮追猛打,令這些不僅沒有「超越」而是彰顯「人類道德」——心懷公義、勇於承擔、忘我為群——的青年朋友鋃鐺入獄,意味用來「治」他們的「法」,恐怕並非用於守護「人類的道德」。相反,把這些願意講道理、富同理心、熱心公益的青年朋友都投進監獄,社會上能對抗冷血、涼薄,阻止我們「超越人類的道德底線」的力量,又少了一分。

結語及一點補充

在「經濟化」和「依法管治」的強大合力下,「人類道德」的生存空間只會變得愈來愈細。然而在這樣全面「去道德化」的當代社會脈絡中,看到「經濟化」和「依法管治」的旗手「忽然道德」,在民眾(包括青少年)當中產生犬儒虛無、冷嘲熱諷的情感回應,自然很可以理解。正如Arendt在分析極權主義興起時指出,「在一個瀰漫着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觀念和道德標準的社會裏,厭惡是多麼正當的」。不幸的是,這些因為對虛偽管治感到絕望而催生的冷漠或厭倦,也有可能會轉化為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或災難時的冷血涼薄,這才真正令人痛心。

本文的觀點,在當下的非友即敵的社會脈絡中,或許容易被閱讀成為「冷血」、「涼薄」的言行開脫責任。對此我只能在文末作一點簡要補充。

如果作者願意和預想的閱讀者溝通對話,書寫或發言前仔細而公平的聆聽是必要的前提。「聆聽」就是不能在未有對話前先作判斷,而聆聽的重點,必然包括溝通對象所置身的社會脈絡。學者蔡子強引用電影《甘地傳》的一個情節:一名印度教徒說他「殺了一個穆斯林小孩,把小童的頭撼到牆上去,撞得粉碎」;甘地的回應,並不是「超越人類道德底線」的責難,也不是他經常被引用的「以眼還眼,只會讓天下盲目」的一般教訓,而是平靜地問這印度教徒,「為何要如此做」。倘若我們願意效法甘地,避免立場先行、「自說自話」,是否也應該在看到遠比不上「把小孩的頭撞得粉碎」的「不文明」言論或行為,先平和地問一問他們「為何要如此做」?並「願意冷靜下來,聽聽對方」?

作為教育工作者,最不想孕育的,自然是各種涼薄冷血的言論和行為。然而,要壓抑涼薄冷血的生長,必須首先理解,從而改造其滋生的土壤。這也是作者無法因為擔心可能被誤讀,被挪作為「justified」「不文明」言行的依據,而不去做的工作。

延伸閱讀:Dumont, Louis(1977),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原文刊在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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