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經

活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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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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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接二連三的港人自殺,教人唏噓不已;一天內七宗,更是令人悲痛莫名!

自殺的念頭,很多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浮現過。卡謬(Camus) 在《薛西弗斯的神話》(The Myth of Sisyphus)所問的問題:活著可有意義?正正是嘗試替活著尋找意義。

近年來本港發生的悲劇,讓我們清楚看到,當中的人物都是失去了「活著的意義」。無論是年輕學生的輕生、丈夫勒死腦退化妻子跳樓亡、丈夫勒死中風老伴後自首、兒子殺母後跳樓自殺,都是不能再忍受活著的痛苦,眼見自己或是至愛的絕望境地,不得不採取行動,中斷這無意義活下去的困局。

獲得第八十五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愛》(L’amour) 便準確道出了這種情況。男主角看著妻子中風後承受著身體的折磨,並對活著失去了尊嚴而深深感到厭惡,最後毅然殺死妻子。這份理解至愛的痛苦而必須以結束生命、拒絕在絕望中生活所採取的行動,又豈是第三者能真正體會?

很多殺死至愛或是自殺的個案,真正的原因都指向「活著的意義」的消失,而決定這「活著的意義」存在與否,便是社會大環境和生活小環境的相互影響而產生「究竟活下去還有多少意義」的判斷,最後作出個人決定。

社會大環境是整個社會氛圍的營造。政府可有給與人民一個民主自由的環境?可有重視人權和法治?可有提供足夠支援讓人民可以「安居樂業」?可有尊重人民的意願?可有讓人民看到希望?當上列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時,這個社會便營造了健康的大環境,提供了活下去的養份,人民可以快樂的活下去,看看北歐國家如瑞典和芬蘭的人民,快樂指數高企,正正是因為政府給予了人民一個民主、自由、尊重人權和法治、充足的社會支援的大環境。

要活得有意義,社會大環境有利人民可以安居樂業是首要條件,人民不須為住屋問題擔憂、不須為兩餐奔波、不須為子女教育頻撲、不須為醫療費用籌謀、不須為老年生活憂心,自然有活下去的基本條件。

有了健康的社會大環境,當然要配合快樂的生活小環境,才更能找得到「活著的意義」。求學階段的校園、工作的場地、家庭的氛圍、朋友的組合,都對每個人有著深遠的影響。老師可知我的困難?上司可會體諒我的工作壓力而加以調整?家人可會聽我細訴?朋友可會適時支援?對上列問題有肯定答案的人,必然不會感到人生絕望,自然找到活著的意義。

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David Hume)說:「我相信沒有人會離棄生命,如果它還值得保留。」活著若是被困在這世俗牢獄,殘酷現實若是必然,醜惡人性若是縈繞身邊,都足以摧毀人的生存意志。我們在慨歎這些社會悲劇的沈重時,更須用誠懇和勇氣面對真相、用理性分析個案、用溫柔和溫暖的心靈來一起保護我們活下去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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