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2年起，每年12月3日為聯合國訂立的國際身心障礙者日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Day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今年的主題是「轉化成可持續而有韌性的全納社會」 “Transformation towards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society for all”。可悲的是，當國際社會早以將過時的單純以醫療、復康角度看殘疾社群放棄，改以社會模式，正面看待殘疾社群作為平等的公民時，香港，仍然以「復康日」命名這一天，所進行的活動，推行的政策，還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身心障礙社群的立體和多樣性，他們的經濟參與，獨立生活，法律身份等等在香港實是多年來均被忽視，筆者在此希望提出一些觀點，讓殘疾社群可以重奪權利為本的社會，重奪公民身份。
人權為本的社會和全納社會（Society for all）
丹麥政府於2013年發出一份政策文件：「身心障礙政策行動計劃2013：一個全納社會」"Disability policy action plan 2013 : One society for all"；澳洲政府於2011年發出「2010 - 2020全國身心障礙策略」"2010–2020 National Disability Strategy"，還有不同的先進國家和地區，都是整全地看待身心障礙者的需要。反觀香港，自1980年代以來的政策，均是「康復計劃方案」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 Plan"，脫軌程度可謂超過20年。
殘疾與障礙是人與人的社會關係的產物，身體的障礙並不會直接引起社會參與的限制，現境的障礙，社會的制度性歧視都是障礙的源頭。建構全納社會和推動身心障礙者權利，在學理上其實需要結合現代與後現代思想體系。在現代社會，二元分類在一段長時間壟斷了我們的世界觀，好與壞、健全與障礙、專業與非專業，這二元社會加上現代醫學的發展使得身心障礙社群處於權力的下方，福利接受者和服務使用者彷彿是障礙社群的代名詞。加上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市場經濟全方位介入人的生活，工作能力、標準化、經濟決定論等，都使得身心障礙者無法充份參與市場、就業，其實就限制了他們參與社會，被形塑了「依賴」的身份，在使用服務時也是被「專業人士」評估及專業介入，聲音較為被忽略。在後現代與多元社會下，其實我們應當打破單一的「標準」，所謂的「好」其實對於每一個人也應當有不同的定義，世界多元才是真正的好。所以，在後現代的思潮下，身心障礙者的聲音可以重新被重視，後現代思潮重視人的經驗和主體性，不再以經濟社會決定身心障礙者的角色與地位。殘疾與障礙，也不再是二元的概念，而是除著社會關係流動，多重身份也較以往為重視，如殘疾女性、少數族裔等多重的身份。
有著現代觀點理解身心障礙社群對歧視和壓迫的處境，再而使用後現代觀點重構障礙，無疑理想地是能夠提供了一個出路。可是，香港仍是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社會，實踐「後現代」的重構，可說是十分困難，加上所謂「重構」後，實際的社會政策又該當如何走？全納社會，Society for all，說的是沒有人被遺忘 "no one leave behind"，所有人，廣義的國際公民，不論有否障礙，不論其種族、性別，宗教信仰等，都應享有同等的公民權利，社會的設計，也應充份考慮多數與少數的聲音和需要。社會本是多元的，提倡平等和尊重差異，讓每一個人充份參與社會，讓每一個人都能為自己生命自主，讓每一個人都能以自己的能力貢獻社會。
全納社會的核心，應放在重視和尊重人的自主權，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這對於殘疾及身心障礙社群是至關重要的。過往一直處於服務使用者的角色，被評估，被介入，很大程度的「保護」與「監察」，重奪獨立生活，正是捍衛人權重要的一步。全納社會的第二個重點，是為著所有人，而不單單為著「特別群組」而設。身心障礙原是社會多元的一份子，是社會一部份，不應是獨立分開「主流」與「非主流」，「我者」與「他者」。誠如美國的黑人解放，以往分為白人及黑人的設施現今已不再劃分，是否有一天我們可以不再劃分障礙者與非障礙者？從人權角度，我們不應再視身心障礙者為「弱勢」，而應當捍衛他們自主決策的權利。不應再以「保護之名」行「操縱之實」。
去政治化與政治化過程
離地討論一些觀念過後，重回香港的地面。香港種種政策的不足，對身心障礙者人權的不重視，主流市場的歧視致身心障礙者就業極度困難，無障礙設施、交通、資訊均不足，社區支援服務不足致不少殘疾朋友未能獨立自主生活，種種的不良對待的虐待事件在服務提供機構時有發生，警方不當對待智障人士如錄口供過程及拍照取證過程不尊重人權，罕見疾病未有確切政策和資助使不少病人有藥無錢醫，再數下去，相信數千字也數不完。
香港的殘疾團體一直進行種種的倡議工作，採取的策略大多是「又傾又砌」，筆者在過去多年也一直與殘疾團體同行，做調查，記者發佈，行動，約見官員等等的工作，可說是沒完沒有。殘疾議題的複雜性與多元性，使得跨議題，跨障礙類別的倡議工作十分困難。加上，筆者認為，政府的去政治化的工作非常成功，使得倡議工作及組織工作難上加難。政府透過委任團體進委員會的機制，及投放資源與自助組織和團體的機制，並選擇性地聽取和採納不同意見，一定程度上將團體之間的團結性瓦解，無奈地，因政策停頓不前，一少點的改善其實已著實大幅改善殘疾朋友的生活。加上，一定程度上，社會被政府「去政治化」的整體民生政策論述及政府刻意引起「政治化」政治紛爭所影響，對於「政治」採取迴避的態度，盡量與政治絕緣，與政黨保持一定距離，也在倡議活動中去政治化。然而，近日罕見疾病的議題洽洽就是民生政治化的過程，建制派政團一直以來對此議題漠不關心，到得悉新政策出台前卻忽然關注，連帶一部份殘疾團體也成了建制政團的工具，「成功爭取」，對於一直跟進罕見疾病議題的民主派議員，尤其是張超雄議員，卻被「過了一棟」。筆者必須指出，這裡絕不是指責殘疾團體，而是希望指出政府、建制機器和整個社會操縱政治和民生政策的手法十分高明，殘疾團體不自覺地跌進了權力爭鬥的漩窩當中。筆者的反思是，政治化的力量不容少看，其實若殘疾團體能主動尋回政治化的動力，可能是倡議工作突破的出路。尋找政府以外的財政來源，保持獨立性，建立跨障礙跨議題的聯盟，可能是可行的方案。
今年看到台灣一批身心障礙者在12月2日晚上夜宿於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大道，請願到12月3日國際身心障礙者日，為的，是希望政府真正重視身心障礙者的聲音和訴求，落實人權為本的政策。筆者再想到1990年在美國一群身心障礙者放下自己的輪椅，爬上國會山上的國會大樓。再想到在1970年代，歐美殘疾社群的獨立生活運動，爭取的是在社區自主生活的權利。每年歐美等地都是「障礙驕傲遊行」"Disability Pride Parade"，所表達的信息是擁抱多元尊重差異。各地的各級議會和政治領袖，都有身心障礙者的身影。
回看香港，沒有一位問責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是身心障礙者，大大小小的政策有極大的改善空間，我們的政府在「復康日」舉辦嘉許「關愛僱主」的活動。我真的無意批評參與的殘疾團體友好，我深信你們真的為著殘疾朋友在打拼，爭取更多的工作機會。但著實地，為何殘疾社群平等參與職場的權利，需要「僱主的關愛」？為何仍是「關愛」而不是「尊重」？為何是有「施予的味道」而不是「法律的保障」？看來，重新建構殘疾與障礙，在香港還有很長的路。如何重尋民生政治的平衡，看來是未來殘疾權利倡議必須思考的課題。
參考資料：
Demark Government (2013). Disability policy action plan 2013 : One society for all
Australia Government (2011). 2010–2020 National Disability Strategy
United Nations (2006). The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