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將至，性侵犯問題，成為今年全球體壇一大議題。在香港，「欄后」呂麗瑤於上月公開被性侵的遭遇；此外，青少年馬術隊也爆出性騷擾風波。這次撰文，我希望從一個公共政策角度，來回應體壇性侵問題。
香港現況：體育政策缺乏性別意識
現時香港體育政策嚴重缺乏性別意識。這裡指的性別意識，已不是身體政治的層次，而是運動員最基本的人身保障。近日不少媒體引用了平機會前年的報告指，香港僅約一成體育總會，有書面制定反性騷擾政策。基本來說，上至民政局，下至各個總會，均把反性罪行的制度責任，推卸給司法部門，這也可從民政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在呂麗瑤事件後，迴避傳媒問題可見一斑。
呂麗瑤事件後，其實各界也提出一些意見。港協暨奧委會女子運動委員會副主席梁美莉表示，該會將於十二月向派發「保障運動員免遭性騷擾及侵犯工作錦囊」，惟錦囊既非正式指引，亦無規範性，僅屬教育性質。而李慧詩等運動員也發起聯署聲明，提出五點行動要求，包括公平處理每宗案件、鼓勵運動員求助、為受害人提供心理團隊支援、定期向運動員舉辦性教育講座，以及訂立清晰指引，避免不必要的身體接觸、避免運動員與教練獨處等。
上述意見，主要從教育和堵塞制度漏洞入手。背後邏輯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人們性別意識不足，所以有性侵事件，因此要加強教育；其二，現時制度產生太多犯罪機會，例如教練和運動員單獨接觸機會太多。
加強教育固然重要，但要令各級體育團體貫徹執行教育工作，而非流於形式化，背後需要更大的制度動力，不然只是搞講座和派錦囊，幫助不大。另外，在執行上，要硬性規管運動員與教練獨處時間和身體接觸，也不見得切合現實需要，會造成訓練上的不便；而且這個做法只是削足適履，問題根本不在於與教練獨處，而是在於性侵這個行為本身。
我認為若要從制度著手，關鍵在於提升體育管理機構的問責性，對抗體壇性侵不單是司法部門的責任，各級體育管理機構要展示承擔，教育和指引制定工作才得以貫徹執行；另一方面是資訊的流通性，各級體育管理機構掌握運動員的情況，體育管理機構也要與司法機構建立溝通機制，才能根除問題。
美國改革路向
我認為大家可參考美國近來的改革。美國的例子有兩個啟示，一來他們的改革路向，都是向提高部門問責性和資訊流通性出發，有政策移植的潛力；二來，例子告訴我們，我們游說的對象，不要局限於政府，有時政策窗口是由前線機構打開，如學校、球會。
美國體壇一直被性罪行問題困擾，除了年尾鬧出體操隊性侵風波，年青運動員的性暴力問題也一直十分嚴重。可是，即使在各方游說下，無論州政府，以及國家大學體育協會(NCAA)，依舊對問題視若無睹。
一些政策倡議人，如性侵受害者班達翠絲（Brenda Tracy），於是游說各大學，希望大學在應對校園性暴力上，更顯承擔。班達翠絲有一名句參與「參與體育比賽是榮幸，不是權利」（ playing sports is a privilege, not a right），促請各院校為運動員訂立更高道德水平。
在2015年，東南聯盟率先宣佈，禁止於其他大學干犯性罪行的運動員，轉投至聯盟旗下的大學。到今年四月，事情得到進一步突破。十大聯盟成員、超級體育名校印第安納大學，效法東南聯盟，宣佈採取類近措施，事件大大鼓舞反體壇性侵運動。在七月，另一所體育名校伊利諾伊大學，也宣佈計劃跟隨印第安納大學的做法。
東南聯盟、印第安納大學和伊利諾伊大學的改革，不單引起輿論，更成功令政策討論，上升到NCAA的層次。在八月，NCAA管理層成立對抗校園性暴力委員會，班達翠絲是委員之一。NCAA並於同月宣佈，推出新的反性罪行措施，強制要求管理人員和運動員每年接受性教育課程。
各大學的努力，加上體操隊性侵風波，最終更把政策討論推向全國層面。美國參議院於十一月，通過議案，要求各級國家青年體育組織，即時向地區或聯邦的司法單位，匯報疑似性罪行案件；同時責成美國國家體育安全中心監督有關措施的落實情況。議案發起人，民主黨參議員唐納利（Joe Donnelly）表示，各級國家體育組織有責任保障運動員的身心安全，各組織尤其涉事的美國體操聯盟需要展現問責精神。
結語
回到香港，無疑，呂麗瑤事件後，社會對性侵問題，前所未有地關注；坊間亦提出不少解決方案，各政治光譜的人士都同意要完善制度，政策窗口已打開，政府把握時機，建立更有性別意識的體育管理制度。
當中關鍵是如何提升，各級體育管理機構的問責性和資訊流通性，如參考美國例子，聘請教練和選拔運動員時設硬性條件、要求體育組織推行教育課程，以及向司法機構匯報有關案件。至於民間社會的游說對象，也不應局限於政府，可以是各總會、球會、以至大學，這有助凝聚輿論壓力，打開政策之門。
作者為唐健朗（新媒體Outside成員）
文章刊於2017年12月12日信報專欄。本欄逢周一見報，由「香港文化監察」邀請不同意見人士討論香港文化及文化政策狀況，集思廣益，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