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想到國內的學者竟然會有這樣「投訴」。她說：「這是我們去過最有壓迫感的國際會議！平常去開會，都是開開心心的，但你們就一再把我們看成是極權壓迫之下的受害者。」（嚇了一跳！）
另一位說：「我們生活在污染的空氣中，這是我們生活的一部份，相信你們的環境也好不到哪裏去，為什麼大家不說說你們感受到的壓迫，然後留更多的空間譲大家可以一同去探討我們還可以做的事情呢？」
還有說：「你們香港的學者為什麼不來說說你們受到什麼審查，你們怎樣看自己做的研究又怎樣求生？」呆咗。
整個下午，我們花了很長時間去化解當中的恩怨。
我們是不是說錯了什麼？還是與會者的提問挑動了一些不知什麼的神經，觸發了潛藏的傷感和憤怒？我們的安排上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令到大家這樣不開心呢？
終於明白了，很多「受壓迫者」都不想別人用這個 label 來看他們，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抗爭者」，仍然沒有被打壓完全征服，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自己全部的經歷，而不單單是受打壓的部分。我們都想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啟發，而不想重重複複地被要求陳述受過的傷害。
冷靜下來，才聽到她們覺得自己逃避和隱藏沒有被了解。這不也是我們在做這些性別和性別研究常遇到的難題。我們很清楚參接受訪談的人常常都在這樣的困境中：她們一方面希望痛苦被看見，但卻不希望大家用一個標籤，特別是一個弱者或者受害人的標籤來看他們！
這些學者情緒的反應，實在意料不及，卻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當頭棒喝。無論我覺得自己安排是經過怎麼樣的思考，但參加者真真實實的 feedback 也是我不能不正視的。
“Sex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是一個 irony！ 因為大家說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時，大家還是「識笑的」，為什麼突然間這種幽默又唔 work? 又如果我們搞一壇Sex with HK characteristics”, 又有邊個會來睇嚟睇我地呢台戲呢？
我不是不想討論香港的學者面對的問題，也是沒有邀請香港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來參加，事實是這樣：
學者太忙於追星了！只有見到 3 星 4 星的 journal article 在望，他們才會心動。你又不是請我做 key note? 也不是請到什麼大明星來坐鎮，請不要搞我！如果追不到星的學者連生存也有問題，我們還可以要求他們什麼？更不用說：有誰願意被看見是和我同一黨的呢？正因如此，我才要高聲說：「我愛陳效能」。
大陸學者，還有七十多人願意聽你受過什麼委屈，你快快能說什麼就說什麼吧！如果我要說這些說話，我最近都要去到台灣，因為我們這裏什麼都很好，容不下任何批評。這裡甚麼都很好，容不下任何批評。這裡甚麼都很好，容不下任何批評。這裡沒有欺凌/沒有性騷擾/沒有不公平。我們的制度很完善/香港大學是公開透明/我們的校長新舊很好/我們尊重學術自由言論自由/老師很好/同事很好/同學好叻/我們排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