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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圍城下的新聞自由

圍城下的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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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Alex Leung

2017年網絡媒體高峰會,以《圍城下的媒體能如何守住新聞自由》為題,目的看似是討論香港媒體,面對自我審查愈來愈明顯和劇烈的當下,新聞媒體如何抵住高層刪改新聞、金主撤換總編、撤資、賣盤等壓力,本著記者的良心和言論自由底線,繼續發掘議題,製作對公眾利益相關、進動社會前進的新聞。卻沒料到一場邀約四個網媒主管級人馬的高峰會,大半時間在討論「圍城下的網媒如何生存下去」,彷彿相較於自由,生存問題更逼切。

二十道陰影下的自由:香港新聞審查日常

區家麟,香港中文大學,2017。

高峰會主持人區家麟博士論文改篇出版的著作,起了個曖昧的書名。新聞審查既是恐怖主義,陰影籠罩;也是小清新,日常體驗。新聞審查偶然以鐵鎚形式出現,例如TVB暗角七警打人片段,播出後主管要求加上「涉嫌」、「懷疑」等字眼,強改報導。潛藏於新聞業體制內的遊戲規則、意識內的形態和習慣,更屬業界日常。

相較於正接刪減、禁刊等強硬的操控式審查,香港普遍情況是「結構式審查」。沒有哪個專責部門過濾新聞,然而在記者日常的採訪工作和新聞發佈過程,經常受到某些不成文的規定影響。譬如公司利用人事調配、資源分配等各種理由,主導記者的工作模式;記者本身很可能不曾思量過這樣的安排、規矩或法則,是否恰當,純粹作為公司一分子,慣性地接受公司行事邏輯;甚至不自覺地,養成習慣,只要達到公司要求,不妨自我約束、自我剝削,犧牲個人判斷;為免開罪公司的客戶、減少投訴,以「客觀」作藉口掩飾偏頗,以「中立」為口號迴避話題。情況就如,香港的草地均豎立「請勿踐踏」標示,好些人去到外國,就算沒有豎立警告牌,也會不自覺地,繞著草地外圍走,不嘗試踩一下。

久而久之,記者會承認只有少數人掌控新聞自由,不去爭取改變大船軌跡,繼續在激流中隨波逐流。到時,連自我審查的必要也沒了,強力而高壓的恐怖主義,亦不必來臨。記者已經視活在陰影裡的日常為合理狀態。

娛樂至死

波茲曼著,蔡承志譯,貓頭鷹,2016(增修版)。

記者成為隱密性審查工具一員的狀況,可能三十年前已經開始。制度規範出現之前,資本主義的無形之手,早已左右著記者的採訪和報導取向。

《娛樂至死》探討文化傳播方式,由紙媒向電視轉型的經過。作者波茲曼認為,在電視出現以前,人們以「印刷式思維」進行知識傳播和溝通。印刷式思維邏輯縝密、結構嚴謹,他舉出美國總統林肯一場辯論的記錄,指出林肯長篇大論的演說記錄,並非事後整理,而是本身就是那麼長、那麼枯燥。當時的美國人接受類似的演說模式,擅長深度思考,發掘真相。

電視的出現,印刷式思維瞬即墮落娛樂消費思維。電視文化給觀眾二十四小時無間斷資訊,這些資訊往往表面、膚淺。為滿足節目和節目之間的快速轉換,電視台不會留給觀眾思考的時間。試想想假若一則新聞結束,觀眾得花時間思考、找資料驗證,那是多麼花時間的事情,電視台又如何透過節目轉換播放更多廣告?

思考需要時間成本,觀眾好像也受樂這種方式,只要娛樂就好了。真理退場,上帝在電視的世界,也不過是一個角色。記者成提供娛樂的工具,與大眾一起擁抱平庸無益的新聞資訊。

《娛樂至死》原書成於一九八五年,波茲曼大概沒預料到,新聞娛樂化、碎片化的效應,在網絡發達的今日,比電視風行的年代更甚。觀眾從懶得辨別新聞真偽,到直接相信虛假新聞,只要富娛樂性,一律照單全收。

新聞的騷動

艾倫.狄波頓著,陳信宏譯,先覺出版,2014年。

波茲曼警告的新聞娛樂化世界,文學家早已描繪。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預言了操控式審查;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預言人類不再需要讀書和思考。結構式審查比較傾向後者,自由國家,也逐步演變成赫塞黎想像的樣子,新聞、資訊則等同索麻(soma,小說裡麻痺人類致幻劑)。

高峰會上,《端傳媒》總主編張潔平表示,讀者的情緒不難掌握,《蘋果動新聞》總採訪主任李家聰舉例說明,賣樓新聞祭出「慈夫慈母」的標題,一定能擊中讀者。讀者接受蒙養至此,新聞還能夠回復、演進成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第四權力嗎。

英倫才子艾倫.狄波頓嘗試透過《新聞的騷動》,重新建構理想的新聞書寫。他局部檢討目前各類新聞的書寫方法,哪些過份煽情、哪些偏頗失實、哪些過份渲染。他試著重新書寫,提出他心目中理想新聞的模樣,建構一個想像中的社群,讓人們產生貢獻社會的想法。

新聞機構持續不斷傳播各種沒頭沒尾的新聞快報,大量轟炸觀眾,絲毫不用說明事件的脈絡,同時不斷改變新聞議程,也不闡明各項議題之間的相互關聯……這樣就足以弱化大多數人掌握政治現實的能力,並且摧毀他們改革政治情勢的決心。

這類行為與價值觀雖然令人沮喪,也足以造成摧毀人生的後果,卻因為會留下表面可見的傷痕,而總是得以逃過法網制裁。

艾倫.狄波頓敏銳地發現,現代人離開學校之後,接受教育和知識的渠道,就是新聞。新聞報導應該消弭無知、克服偏見,提升個人與國家智慧。他賦予新聞的意義,源自知識分子的公共承擔與社會責任。我們香港的才子藉媒體散播俗媚觀念、嘩眾取寵為要旨、麻醉群眾思考,多年來廣受巿場歡迎。這樣的新聞氛圍,是否媒體的期望?

新聞烏托邦

無論歐威爾式,抑或赫胥黎式的新聞預想,似乎都不是理想的媒體生態。目前讀者接受新聞資訊的途徑,已經被社交平台騎劫。縱使社交平台「沒有公民討論、沒有合作、不實信息傳播的行為正在破壞現在的社會運行」,發佈者和接收者均無法逃過平台的有形無形的控制,一則新聞若不在社交平台曝光,幾乎等於不存在。

高峰會尾聲,與會者提出擺脫社交平台操控新聞的最有效方法,是讀者自行建立「個人化閱讀清單」,自行判斷哪些資訊是真、哪些新聞值得深入研讀。我們常說新聞是第四權力,然而權力來自何方?媒體的權力是與生俱內的?我相信在民主社會裡,新聞的第四權是由巿民賦予,新聞報導的取向、切入點、關心之議題、立場、爭議,直接反映巿民的想法。「物似主人形」,作為新聞的接收者,我們是否有責任監察新聞的運作,而非任由媒體把我們培育成一群無法理解自身處境而陷入絕望的觀眾?

我們幻想圍城裡的人們,終將架築一自給自足的新聞體系。讀者建立高質素的個人化新聞,付費給專業的新聞工作者,終結結構式審查,杜絕操控式審查的將來。人人如此,有朝一日,我們必能實現新聞自由。

或者退一步看,個人化新聞興許已經蓬勃發展,KOL的興旺,難道不正是讀者個人化選擇之下興起?若是,那麼,個人化新聞也許無法培養出豐富多元的特質,反倒強化了自身缺陷,導致我們只能深陷在泥沼中爬不出來。組織裡受擺佈、巿場力量左右的新聞工作者,連一絲悔疚感,亦沒有了。


圍城下的網媒能如何守住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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