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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劍青

本土研究社成員,經營民間地理思想,關注城市空間問題。 網誌

政經

DQ作為一場政治復仇計劃

DQ作為一場政治復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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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一系列立法會DQ風暴,黨與特區政府正合謀任意剝奪香港人的自由選舉權、政治審查被選舉權,以後只可以揀選黨的政治代理人,DQ理由如何穿鑿附會已不再介意。

今日相當認同馬嶽教授一文所言:事到如今,不如乾脆恢復港英80年代前的委任制度好了,為何還要腥腥作態裝民主呢?

被取消資格的不幸當然不只周庭一人,亦不限於立法會,過去幾年,大家也會見到社會制度上也陸續出現「DQ潮」,大學(幼稚園?)制度、公務員系統傳媒機構以至商界,都發展出不同程度的政治審查來取消各種資格。因此,DQ是一場透過構作一種新政治秩序作故,打開一個任由國家主權懸置公民既有社會政治權利的空間,讓香港正式進入政治不明確狀態的主權行為。而近年有關審查被揭發後,往往是以要求社會接受服從而非體制自省作結局的,可見威權體制的慾望不只要建立在政治領域,中央治港方略將會是社會制度的全面政治化,寸步不讓。

雖說面對DQ大家都會憤慨無名,我們卻總不能被一天比一天嚴苛的政治打壓,迷失了我們對當下香港的判斷,才能知所進退。尤其,我們備有縱觀的視野,要理解這些一連串的政府打壓,是一整套對後雨傘香港的長期復仇計劃,而報復的對象不只是參與佔領運動的人,而是香港本身。

如要具體描述這場業已在此城開展的政治計劃,可稱之為一個廿一世紀的國族再造工程。他的具體策略,就是透過根本地由上而下改造香港這個城市裡的社會政治制度與身分認同,達到從北京角度的真正「人心回歸」,從而去掉這個城市潛在的民主想像,由特區降格為經濟特區。

這個計劃當中一大亮點就是會放棄掉整代香港人,整代的意思不是90後周庭那一代,而是周庭對上四代至戰後嬰兒潮那些生活過在港英時代的人,甚至連對下一代即現今中學生也不夠根生苗紅,要從未發育的小學生開始建構國族身分。

如果二十世紀的赤柬是透過種族洗清來改造民族身份,香港的身份改造工程將是透過以下四大方面完成的:

1. 對既有法政系統的重新演繹,扭曲及弱化一國兩制原初概念對香港人政治及社會權利的保障,合理化社會主義體制干預香港各方事務,壟斷法政論述在港的詮釋,從而將香港由一個本應邁向自由主義民主體制的劇本,改寫為趨向中國式威權法政系統的終局。

2. 透過大量投放社會資源到大灣區的新空間戰略,以區域規劃作為手段重新劃定既有城市共同身分的地理邊界,以「灣區人」取締「香港人」,將香港起居飲食、資本勞工流動化,以上十年的基建、論述與政策經營,改造香港人的城市生活,逐漸打破香港既有城市身分想像。

3. 讓黨的勢力滲透進各層面的社會體制,比起原初只停留政治社團操作層面,再讓威權植入至教育、司法、職場、部門等社會資源分配系統,久而久之讓一般市民要服從威權作為獲得社會資源的條件,不再強調一視同仁的公平競爭原則,不靠攏政權者,其生活制度各方面都隨時被DQ或受到限制。

4. 革新現有建制系統成更嚴密的統戰工具,全面操縱日常網絡及媒體資訊,將會每日都為社會及政治事件發動媒體戰,挑起人民內部矛盾,目的除了是擾敵也是透過動員人民的參與來消滅自我認同。

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包括民主國家)都是討厭異見者的,都會以各種標籤讓他們的訴求變得貌似不合理、不可行、不現實。有人問我活在威權政體裡,他要DQ就DQ,要釋法就釋法,普通人還可以做什麼?

兩方面的工作,第一樣是思想性的,人民須有一種必要的判斷力,在已經傾斜的社會制度裡抵禦歪理。同時,在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一些「小勝一仗」,也需要一種創造思維(moonshot thinking),須構作一種不可能的政治作為綱領,從而打破不斷被逐步框限的政治空間。

第二樣是實踐性的,它要放棄你奴化你及逼你移民,即京官用語:「不管你,不管理」,此時就反要證明儘管他們竊取了至高無上的主權來打壓人民,人民卻是有著不服從威權統治的決心,並且社會有更多人比你管得更得民心更加出色,讓他知道這種統治模式,永遠只配在香港擁有沒有真實人民訴求的領土。

這將是人民可以給予對「京人治港」的新憲政秩序最大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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