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麼是國家》的演講中，王邦華博士甫開始便問：到底阿歷山大大帝和一個海盜有何分別？然後，他一步步引領出席者探究國家存在的目的、價值、認受性的來源及基礎等等，看似抽象而離身，但實質和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隨著威權政治加大打撃異議者的力度，香港人對「國家」有了以往沒有的切膚感受。威權背後，歸根結底，倚仗的是只此一家的強大武力——王博士在演講中便提到，國家在一個地域之內可合法使用壟斷性的武力，問題在於是否有足夠認受性。
以我粗淺的理解，一個國家的所作所為，越缺乏（憲政上的）認受性，她本質上和黑社會的距離越接近。對平民百姓來說，無槍無炮，不可能和國家正面對抗，她／他們稍為可以和惡勢力周旋的是削弱政權的認受性／正當性，期望產生道德壓力，使對方有所收斂和忌憚。
有人會問：黑社會只看對手拳頭夠不夠硬，怎會跟妳／你講道德？不錯，大多數情況下，講道理都難以扭轉劣勢，但有時候，對方會扮一下斯文人，又或基於某些考慮而願意讓步。訴諸道德，正是無權勢者可倚仗的「權力」，務求良知未泯的惡勢力（這關乎對一個集團上下的人及共犯的理解）感受到做錯事的不安。所以，辨別是非，分清黑白，並非純粹紙上談兵。只要言之成理，是有微小的機會創造奇蹟，或起碼增加下一輪抗爭的本錢。
當然，所謂國家機器，粗暴打壓異己起來時，總是有法可依的，而且亦會盡力爭取輿論支持，務求中間派市民站在他們那一方。異議者應該要知道，不少人未必認同／了解王博士口中現代社會的三個預設——(1) 尊重多元價值；(2) 國家是為人民服務的公器；(3) 使用公器須尊重人民和有足夠認受性。這些政治冷感或有不同政治觀的人，數目的多寡，直接影響整個社會公共理性的水平。
所以，王博士在總結時，特別強調公民教育和公眾輿論壓力的重要性。他認為，使得社會的公共理性更重視共善（common good），是一個 ongoing project。威權政府能否為所欲為，其實就視乎一個社會整體的公民素質和抗爭意志。所謂的港豬越多，惡勢力越猖狂，這個不難理解。在大家感到乏力，好像做甚麼也沒用之時，或者就轉換一下腦裡面的想法：其實可以做的事情還有很多，不管講務虛的理論，抑或搞務實的研究或付諸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