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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公民社會與在地抗議連結 打破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霸權

各地公民社會與在地抗議連結  打破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霸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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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林祖明

2017年1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簡稱《境外NGO法》)正式實施,標誌著正在發展中的中國公民社會,正式步入了寒冬。同時,有關對境外民間團體監管的法例,並不是中國獨有。世界各地不少國家均有類似的法例,有的更已實施多年,而各地的公民社會在應對相關的監管法例方面,已累積相當經驗。這些國家的公民社會如何面對來自政府的監控,對中國的公民社會來說,無疑是具有非常寶貴的參考價值。因此,職工盟於日前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舉辦了一個有關世界各國公民社會發展趨勢的國際研討會,並邀請來自八個國家的公民社會與工會代表,與來自本地和國內的公民社會交流,互相汲取經驗,探討未來的運動方向。

中共政權近年積極透過立法,去「制度化」對社會的監控。今年生效的《境外NGO法》,就是透過法例去建立一套嚴密的監控制度,規範境外民間團體的行為和活動,令公民社會的發展,更牢牢地掌控在中國的執法部門手中。然而,來自越南、印度和俄羅斯的代表均表示,當地早已有相關法例監管境外民間團體。而且法例的內容細則、監管範圍及其所建立的管理架構,均有很多共通之處,同時也跟中國的《境外NGO法》類近。例如越南在2012年開始實施的《法令第12號》,規定所有在境內活動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必須向政府遞交活動計劃和財務報告。此舉與《境外NGO法》中的註冊和報備制度,操作上有很多吻合之處。而四地的相關法例亦禁止非政府組織進行政治或敏感議題活動,但同時對這些活動的定義含糊,令一些具批判性的組織難以在當地取得合法地位。而最重要的是,四地法例均嚴格規範當地非政府組織和境外組織的合作,試圖有系統地切斷各地公民社會間的交流和合作,削弱公民社會的力量。

明顯,各地的威權政府正透過互相學習,汲取對方的實踐經驗去完善國內法規,以提昇對公民社會進行監控。而最諷刺的是,在新自由主持義下,各國政府一方面積極打破貿易壁壘,促進資本、貨物的流動,以達致投資和貿易全球化。但在另一方面,部份威權政府卻運用不同手段,打擊各地公民社會的交流和合作,試圖阻止公民社會對政權和跨國資本的壟斷帶來威脅。

這種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間的勾結,雖然已為各地的公民社會的發展帶來極大的影響,但與會人士卻不認為這將會是公民社會的終結。然而,從各地的經驗中,我們得知威權主義與跨國資本所帶來的剝削和不公,已逼使各地人民和工人的進行在地抗爭。例如在中國,工人因財富分配不均而引發的集體行動此起彼落,並沒有因為政府對非政府組織的打壓而減少。同時在印度,土地問題所引發的在地抗爭,就導致印度西部一座計劃中的核電廠被逼取消。儘管各地的公民社會空間同在萎縮當中,但我們仍然不難聽到一些成功的在地抗爭例子。因此公民社會的未來發展,將需進一步走到社區中,更機動地與在地的受影響民眾或工人連結,從抗爭中為人民充權。同時,在面對威權主義和跨國資本的打壓,各地公民社會亦需要尋找更創新的渠道交流和合作,尋求在霸權的壟斷中打開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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