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我叫許峰銘，本科四年曾就讀於教育大學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主修大中華地區研究。現在是一名碩士研究生，於台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繼續深造中國研究，研究興趣暫時是中國的集體行動及香港的社會運動。
鎂光燈並不是學運的全部
你或許見過我近幾個月以關注組成員的身分上過城市論壇，與劉國勳丶何漢權激辯言論自由；也或者可能見過我在畢業典禮抗議校方在「民主牆」事件中打壓言論自由而出現在蘋果新聞報導。然而，這些都並不是學生運動者學生生涯的全部，在更多的時間裏，其實大家總是寂寂無名地在校園內嘗試為幫助同學向校方或者向社會發聲。接下來，我想說一系列關於一個普通學生參與學生運動的故事，揭開大家對此感到不解、困惑或者好奇的面紗 ：「係咪有外國勢力入侵架真係？你地同學校有無政治交易架？點解你地成日都做唔到野嘅？」其實也沒有精彩絕倫、高潮迭起的故事，真實在校園生活發生的運動是平淡無奇而乏味的。我希望由第一篇《系會篇》寫一下我最初的起點及雨傘革命下的經歷；到第二篇《學生會篇》；第三篇《議題關注組篇》及最後《空白期篇》。
有一些身邊的朋友會以為我的學運經歷是來自學生會，「離地、精英丶小圈子、政治利益集團」，其實不然。我最初投入學運是大學一年級選擇了參選相對比較「平民化」的社會科學學系系會。當時作為懵懵懂懂的一年級新生，被一張系會的宣傳簡報所吸引：關心社會議題，就走入了數百人民選產生的小型學生組織，當選了負責促進校園時政氣氛的外務副主席。當選之後，有位當時在鄰校上學生會的友人笑稱：「哦你呢啲細莊嚟啫」，我當下不能立即回答，硬著頭皮隨意交待回應了一聲：「哈，細有細做啫」。回想起，當時經常要處理的是回應社會發生不公義之大事大非：向林鄭示威「青年貧窮」問題，做過劉進圖被襲受傷的聲明及展板、聲援台灣反服貿的聲明及聯署、六四屠城小展覽、討論「佔中」策略論壇，以文宣、展板及撰文呼籲全體系會學生罷課爭普選以及雨革中支援（其實更多是陪伴而已）在現場的同學。
我是否代表你？誰又代表誰？
在雨革前，在學校這些本來做的鼓勵政治社會參與，都僅限於表態式的支持，或是資料性傳播媒介，也應驗了友人說的「細莊啫」，沒有什麼好做的，反正也改變不了什麼，就只能簽個名。（哈哈，是不是好像現在2018年的香港政治生態。）儘管無力，那時候也曾掀起過一陣討論：到底系會針對社會不公義的聲明代不代表了全體系會同學的意見？又或者，到底校園政治選舉的時候應否表達政治立場？
黨媒、建制傀儡，甚至街邊大媽經常講：「學術歸學術，政治歸政治！做學生咪搞咁多事啦，讀好啲書好過啦！」她們不會明白儘管做小型學生組織，大部分大學生都仍然為每件事思前想後，深思熟慮。這是我第一次思考學生與組織運動的關係：與其說政治立場應否在校園選舉出現，不如說是價值判斷的方法實踐討論有沒有在校園中展開。既然在課堂上都會教自由平等民主公義普世價值的概念，那在校園政綱中就應該提出方法實踐啊，無論是在Con day口頭上承諾過，抑或書面的文宣上，都其實某程度上與學生達成一種互相信任的社會契約。當這些政綱透過校園民主下的代議選舉通過，那就是代表系會已經是一群學生的代表了，也自然代表了全體系會同學的意見。
這樣的討論為什麼會與學生運動有關，是因為無論在學生會也好，現實政治也好，在若干年前也有很多人說：「學生會不代表我！大台不代表我！雙學不代表我！」是的，或許在自由意志上，這些民意代表永遠不能取代你的「想法」，但是他們的確得到以某種方式的民意授權（儘管可能是低度民主）代表你，正如無可奈何之下，我們也必須承認777是代表香港人的首長（當然其正當性值得商榷），只是代議民主的產生方式有多大程度上的民主而已。
由參與罷課委到推進雨傘革命
早在雨革前，儘使教院（大）並非學聯院校成員，校內已經持續醞釀罷課的可能。校園內真正推進及討論院校內罷課的開端是由同學及學生組織透過人際關係網路而自發組成的，而並非單單所謂受學聯指示，大部分大學生其實一直有自覺性緊貼當時醞釀「佔領中環」行動的社會動態。當初教院罷課委員會的雛形，正正就是由社會性相關學生組織附近網絡的人而組成，包括曾經與其合作在校園內一同向時任政務司林鄭「青年貧窮問題」示威的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及國事學會、曾合辦舉行「六四」展覽的常識及通識系會及其他關注議題的活躍同學。當學聯一正式確立9.22為罷課日後，罷課委幾乎就正式運作，我會描述當時罷課委員會最起初的模式是「分工合作」：學生會臨時行政委員會負責與學聯對話聯絡；系會／學會主席負責聯繫其他系會／學會代表加入委員會，其他幹事則撰寫「動員」聲明、校園內設立宣傳罷課展板及張貼大量文宣、大字報及巨型拼字呼籲同學加入罷課，這些都是9.22前發生的事。而這一群最初參與9.22罷課都是9.28運動的同情者，或者是「基本盤」。他們至少認同普選必須要由公民提名產生的主張，反對中央政府就8.31落閘的決定。
在學生運動中，要推進一個主張或者一個運動，其實鋪層校內氣氛是至關重要，由校外話題帶至校內，並不只是搞集會搞論壇而已，而是更多的是人際社群動員，由公領域帶到私領域討論。所謂「唔離地」，其實一般學生想說的是，自己身邊的同學有否關注這些議題，又或者，有沒有認識的朋友邀請他去參加？所以，9.22以至9.28最初大部分人是以學生為主的動員是有原因的，並不是坊間「受佔中三子」指使的說法，也並不是所謂群眾自發佔領，而是學生運動鋪陳一步步由校外走入校內，並再度向外的延續。
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瞭解：衝入夏慤道，催淚彈爆發，群眾死守街頭度過四周烽煙四起的漫漫長夜，黎明日出，群眾聲援，79日的佔領。或許有機會的話再另筆寫一寫9.28那一個最長的夜晚，但現暫且不討論佔領區發生的事。
我比較想提的是，在9.28後校園內發生的事。在9.29的清晨，大部分本來都關心社會時政的同學都已經跑上夏慤道通宵留守，而相對沒有政治熱情的同學經過一夜觀望社交媒體及新聞直播而受到的「道德衝擊」（Moral Shock）反而驅使他們再由校外帶回校內重新再度動員。在此時，罷課委的規模已經擴闊到校內八成系會加入，甚至出現了「妹仔大過主人婆」的爭論。
所謂「妹仔大過主人婆」的源由，是來自於上一段提到的系會本來是負責校園動員而學生會負責與學聯溝通的角色分工，當幾乎所有系會都被動員起來，本來是一件好事，但同時間也出現了權責不明的狀態：所有系會加起來，其實就等於學生會的功能，代表了全體學生的意願，而適逢當時的學生會並非由民選產生，而是臨時行政委員會，狀況就變得更加複雜。當時的罷課委及大部分學生在初期已經開始出現了不信任學生會的情緒，「人係我搵番黎，物資文宣又係我地自己出，你地做過乜？」在9.28之後的一個晚上更是爆發點，部分同學自發舉行了一個商討在校內舉辦「我要真普選」集會的大會，我沒有參加沒辦法評論（那時候我是覺得動員的目的如果是為了讓人都出來，為什麼要回去學校搞集會而不是出來？），可是聽有參與的學生轉述，學生會在那時候已經無辦法控制場面。在事後，幾乎全部系會更已經聯合成立了一個新的「罷課關注組」取代原有「罷課委」，排除學生會的參與。在這個時候，所謂「拆大台」的情緒其實已經在佔領行動的第二天已經醞釀。而新的「罷課關注組」在校園動員規模的確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校內成功舉辦了過幾百人甚至上千人的聲援佔領區集會，亦在校園設立物資站、藝術黑布簽名。
隨著政黨一步步進場，雨革由學運而來的色彩也逐漸褪色，接下來的事就是漫長的僵局，很大部分的學生都回去上課了，包括我在內，偶爾會因為情況有變而再去現場支援。當時作為學生的一份子，內心依舊覺得雨革可以不僅如此的，到底為什麼會最後會這樣？是誰導致這樣的局面？
雨革「失敗」了，然後呢？
我想大部分人都與我差不多，雨革後有鬰鬰不歡的心情，甚至帶點憤怒，遷怒於學生領袖／學生組織當時的決定：為什麼他們能夠所謂代表我們作出決定？他們是透過什麼機制去作出決定？所謂的常委，又收集了多少自己院校同學的意見？還是只是他們的個人決定？
後來我發現的是，其實問題並不是來自誰代表誰，而是來自學生組織與學生之間的距離。打從運動開始，這個問題就已經一直存在：學生會實際上並不具有任何動員能力。在缺乏某種聯繫意義下，學生會「離地」是因為根本沒有辦法凝聚到一班同學，過於政治織熱及政治化的後果是傾向每事走向行動主義，平時甚少與學生對話交朋友，一旦中間發生溝通問題，你也不會諒解我，我也不會諒解你。學生會甚至成為了一種官僚體制，凡事按章工作，動輒訴諸章節明細。實際上，學生想要的，只是有人聽到他們的吶喊及無助，然後解決問題，要求快速而直接了當將情況改善。
我當時並沒有思索太多，只是覺得我既然明白又知道同學想要些什麼，那我就不如直接參選學生會，試試做這個改變情況的人，拉近學生會跟學生的距離吧。
由政治的不公走回大學內的不公
適逢雨革後的退聯潮，我相當理解其他院校同學情緒上對學聯的遷怒，甚至支持部份退聯的理據，例如財政上的混亂、自治八樓的處理，秘書處權責過大的問題。但由於教院從不是學聯成員，所以亦無需處理當時的院校政治風眼。
可能因為如此，正正教院並沒有一個可遷怒的對象，反而參選學生會並不是要搶奪所謂大台話語權，而是將對體制不滿的憤怒，無論是對政府也好，學生官僚也好，釋放於鞭策校政及改善同學與其他學生組織關係之上。
如果要用大家的語言來說，我想這叫做「傘落社區」吧，既然政治上打不過你的國家機器，那就在社會／社區上跟你繼續戰鬥吧，由炮轟政治的不公，走回大學，炮轟所有社會制度內的不公。學生會要吸取教訓，不可以亦不應該只有政治化的一面，要發展同學關心的校政內務問題，拉近彼此距離，重拾同學對學生運動的信心。嗯，這是雨傘革命後的一鼓傻勁，接下來就是（二）：《學生會篇》將要說的事。
*註：畢竟雨傘革命已經是幾年前的事，記憶可能有錯，以上內容如有錯漏，歡迎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