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政府如何「派糖」已成了每年財政預算案的焦點。所謂「派糖」，是指那些一次性的退稅、寬減稅務、增加福利等的措施。這慣例出現於2007至2008年的預算案。當年正值特首曾蔭權競逐連任，曾俊華「派糖」頗有為曾蔭權拉抬聲勢的意味。
2007年，香港經濟已走出了東亞金融危機和疫症的低谷，政府財政狀況也因此轉虧為盈，於是曾俊華這樣解釋「派糖」：「隨着香港經濟強勁復蘇，政府的財政狀況得以改善，我會建議一系列寬減措施，與市民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
那是沒有想到的，糖會一直派，到2018年還是這樣。但有趣的是，當中的「理據」卻不是始終如一的。2009年的財政預算案是回應世界金融危機時發表的，那時曾俊華的說法是「共度時艱」。到2011年（即是原先注資六千元到強積金戶口，後因民意強力反彈而派六千元的一年）則是為了應付通脹：「我明白通脹和消費價格上升對市民日常生活的影響，因此建議一系列措施紓解市民的壓力」。
曾俊華的最後一份財政預算案發表於2016年。當時他不但說要「紓緩經濟壓力」，更說這些一次性「紓緩措施」會「發揮反周期的提振作用，穩定經濟，保障就業」。
到今年，陳茂波則說要與市民「與市民分享經濟成果」。
由2007年起，連續十一年做了類近的政策，但卻都是一次性的。而同一件事做了十一次，卻要用不同的修辭描述，並用了幾個不同的理據，不是很奇怪的嗎？
說穿了，政府面對的「問題」是盈餘太多，但又不願花錢搞好公共服務和完善社會保障，所以就以「派糖」來減輕民意壓力，甚至是轉移視線。
事實上，特區政府由2004至2015年的財政年度開始，就已連年有盈餘。就算世界金融危機也阻不了政府錄得盈餘。說現時的情況是結構性盈餘，並不為過。但政府是不會承認有結構性盈餘的，因為這會令到他們難以為不搞全民養老金等長遠有利民生的政策自圓其說。
相反，過去政府喜歡警告我們有結構性財赤。在2000年，時任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就因為連續兩年政府有經營性赤字，急不及待成立檢討公共財政專責小組。該小組的結論就是香港正面對持續性的財政問題。導致這情況的經濟力量，有部分相信是屬於結構性的」。到唐英年接任財政司司長後，主張推行銷售稅的他曾在2005年財政預算案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亦指出，香港應實施商品及服務稅，以解決結構性財赤問題。」顯然，縱使當年政府財政已變回有盈餘的階段，唐英年仍然在變相提出香港有結構性財赤的說法。
曾俊華任財政司司長九年，沒有遇過財赤。但他仍然要搞出一個長遠計劃工作小組，該小組報告就是警告大眾結構性財赤來我們不遠了。所以政府要控制開支增長，又要搞未來基金，將部分盈餘鎖在這個基金內。
林鄭的理財新哲學和守財如曾俊華真是有一些分別的：其中一點，就是林鄭以至陳茂波暫時都沒有恐嚇我們結構性財赤將現，所以政府要緊縮開支。在增加開支方面，林鄭/陳茂波似乎真的比曾俊華慷慨一點（錢是否用得其所則是另一個問題）。
但和曾俊華一樣，他們不會認同，現在的「問題」是結構性盈餘。就算不加稅都可以改善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為甚麼當權者不願做？因為，無論是姓曾還是姓陳，是男還是女，這個統治集團都是以大商家的利益為施政的最主要依歸。社會保障完善了，不是增加了打工仔女和僱主的議價能力嗎？公共服務做得「太」好，那商家的商機不是會減少嗎？
怪不得明明沒有財赤，也要製造結構性赤字的恐慌，明明連續十幾年有盈餘，卻不會說有結構性盈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