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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大選】缺席的土地正義 農民的參選之路

【馬來西亞大選】缺席的土地正義  農民的參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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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曾桂良決定以農民身份參選

今年剛滿60歲的Jody,是一名前園丘工人,從她祖父母一代,便已經定居在馬來西亞霹靂州的Ladang Strathisla油棕園裡,三代人同在這裡讀書、居住、工作,但在1997年,她們工作的油棕園被州政府征用作長途巴士總站。自此,她和工友們頓時失去工作和收入,並且被逼離開他們居住了三代人的家。

接下來的是超過15年的漫長鬥爭,村民們遇到各種艱險波折:警察和鎮暴隊來驅趕他們,警察甚至拔槍,以槍口對著手無寸鐵的村民,威脅他們馬上搬走:「你們不走,我就開槍」、州務大臣助理對來求助的村民說:「即使我的血滴到地上,都不會給你們土地。」

經過多次抗爭、施壓,州務大臣(註一)下令州發展公司賠償20名工人各一間價值2萬5千令吉(約港幣5萬)的屋子、包括合共兩英畝的土地。但州發展公司只批出農業用地,居民需要建屋,便要向州政府申請轉換土地用途。但,要從農業轉為住宅用地以及分割地契,需要20萬令吉(約港幣40萬)的行政費用,工人當然無法負擔,於是多年來,他們要求州務大臣介入協助,但總是等不到任何回應。

事情發生至今已經15年,Jody曾與三任的州務大臣交手,但仍無進展。Jody的處境反映出大馬眾多土地逼遷案的共同問題:州政府的不作為、缺乏明確申請程序、政府對土地利益的短視態度。在3月3日,馬來西亞社會主義黨(Parti Sosialis Malaysia, PSM)在怡保舉辦了一場「人民法庭」公聽會(People’s tribunal),會上來了多位被逼遷的苦主,有被收地的農民、城市開拓者,以及一直申請不到廉價住宅的基層家庭,他們出來現身說法,活動亦邀請州務大臣和政府代表,唯沒有任何官員出席,官方與土地正義一同缺席。

農民參選 把土地議題帶進議會

來到「人民法庭」申訴的,還有農民代表曾桂良,他在2014年成立農民自救會,組織霹靂州的農民,以集體方式處理收地問題,他們示威請願、進行司法抗爭,他們更透過司法覆核,來質疑政府持有的官聯公司違憲。抗爭不斷,但土地爭議案未曾停止,最近又有一批養殖觀賞魚的漁民被政府收地,曾桂良於是決定在2017年宣佈參選,以農民的姿態競逐萬里望區州議席,決心把土地議題帶進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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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Jody(左一)在人民法庭申訴園丘工人的困境

在「人民法庭」裡,曾桂良是苦主、是組織者,也是候選人。他厭惡了「指天篤地」的政治,不想只是修橋補路看溝渠,然後拍照上報了事,他深信只有政策改變才能影響深遠,「推動我出來競選的,是希望能夠進入議會,討論和改變政策。如果政策不變,換誰當領袖也是一樣。」

眾多問題中,曾桂良最想推動土地政策的改革:「例如說,在征收土地或批出土地之前,要確定土地到底是誰在使用,要優先處理和安排使用土地的人,現在來收地時,什麼都不理,一來就馬上趕人走。」案件處理多了,就看到法律對農民缺乏保障:法律只重視誰持有土地,而不是土地使用者的權利。即使數代農民在這裡耕種,但也申請不到長期的地契,農地被政府私下變賣,農民反變成「侵佔者」。「他們不是非法也不是入侵,這些農民工作了數十年,你怎能說他是入侵者?法例要保障他們使用土地的權利,這是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參選好辛苦 但要做到底

當初選擇務農,全因喜愛自然,想遠離城市的吵鬧。曾桂良從台北讀書後回歸家鄉,打算在泥土裡尋找安身立命之所,只是投入政治後的喧鬧,令他有點措手不及。他以社會主義黨的旗幟參選,常面對質疑:出來參選會引起「三角戰」(註二),增加執政黨「國陣」的勝算。

「但我會認為,三角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居民本身想不想改變,如果只是維持同一套舊的思維,一套資本主義的邏輯,大家都只是為了爭權力爭資源,即使誰上台,行的都是同一個方向,那即使是反對黨上台以後,還是會用同一套方法來驅趕農民。」

他認為,農民參選還有另一重意義:「很多人覺得農民沒有讀書,什麼都不懂,是沒有知識的人,大家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出來參選,但我就是要讓人知道,農民參選正正是議會民主制的精神,不同階層的人可以出來、有發言權,都可以有機會成為領袖。」

曾桂良認為糧食才是發展的根本:「一個國家的糧食就是要靠這一群人,就算你有飛機火箭大炮,你有博士醫生專家,但沒有糧食,你都會死,這是一個系統,全部都有連灌性。」

已成功戒煙七年,近年又再回歸煙民行列,他舉起煙說:「這都是州務大臣公司害的!」從投身農民維權運動,到現在出來參選,他坦言壓力很大,吸煙能稍為讓他喘口氣:「參選好辛苦的,你看,我旁邊的白頭髮都跑出來。但既然投身了,就要做到底。我的想法是這樣,如果我能影響到十個人,這十個人,又能影響十個人,影響就會一步一步擴散出去。」

無父無母的選舉孤兒

缺乏參選經驗,社會主義黨的資源匱乏,可以支援他的不多,他笑說自己是「無父無母」的候選人,是「選舉中的孤兒」,要靠自己摸索參選的方法,而他的方式直接又傳統:獨自去派傳單、握手、上台演講、到咖啡店與人說他的參選理念。「很多人忘記馬來西亞曾經有社陣(社會主義陣線)這些左翼政黨,大家聽到社會主義就以為是馬共、是共產主義,這從英殖民時代已被妖魔化太久,需要慢慢講,一步步糾正。」

他不介意政黨小,力量弱,但理念原則必須統一:「像希望聯盟和馬哈迪合作(註三),我認為他們的理念是不統一的。以前我們在反對哪一個政府?我們是因為什麼原因反對?這些歷史其實都很近期。一個人你罵了他幾十年,突然間叫他做「老竇」,想想看,你不覺得這是一個很滑稽的畫面嗎?」

但馬哈迪是lesser evil、是兩害取其輕的選擇嗎?曾桂良不同意,他提及,近年在金馬侖發生一連串收地毀田的「象牙行動」,農民人心惶惶,有些農民會為了得到地契,避免秋後算賬,而選擇支持執政黨,「但是回過頭來想,主導「象牙行動」的人是誰? 是前副首相慕希丁。現在他走出來加入反對黨,你覺得他會幫你嗎?他真的會幫助農民嗎?你對他有信心嗎?我是完全沒有信心的,我們怎樣能去信這些領袖!」

在兩大陣營下,第三勢力仍未成型,這位政治素人對這次參選有何期待?曾桂良不掩飾他沒有把握:「坦白說,我是沒有期望的,我很簡單,我是可以過安穩的生活,但我的良心過意不去。我不能忍受別人遇到不公平的對待,是我自己beh tahan(馬來語:無法忍受)。我不能接受霸權壓迫,更不能接受人人都習以為常。」

「我不敢說我能把希望帶給其他人,但至少,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一起嘗試根除,嘗試找出路。這樣國家才會前進,否則到下一代,再下一代都是一樣。」他選擇在夾縫中掙扎,不求什麼,只為透出一扇光。 在硬朗的表層之下,是對世界的溫柔。

備註:

* 註一:州務大臣為州級的最高行政官員。馬來西亞奉行聯邦制,地方政府(州政府和市議會)有權力處理州內的土地資源分配和使用,不需經中央政府批准。

註二:在大馬「簡單多數制」的選舉模式下,一般分析認為,三角戰或多角戰會分裂反對派的選票,不利於反對黨,執政黨「國陣」會因此而漁人得利。

註三:反對陣營和前首相馬哈迪結盟,共組「希望聯盟」,馬哈迪更被推舉為反對派的首相人選。馬哈迪在大馬政壇仍有影響力,但在他擔任首相期間,不乏打壓人權和破壞法治的記錄,這都令整個結盟過程充滿爭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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