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法、行政皆為黨所操控的年代，司法的地位更形重要。然而，在威權政府下，法官應該如何自處？哲學家 Herlinde Pauer-Studer 和 David Velleman 於2015年寫了一本書，名為《Konrad Morgen: The Conscience of a Nazi Judge》，記述一名納粹法官的心路歷程。
Konrad Morgen 是一名富有正義感的法官，痛恨貪腐。他信奉納粹主義，覺得猶太民族惡劣低下，認為納粹黨可以帶來一個清廉正直的德國。他對政治興趣冷淡，只是一心執行上司下達的指令，調查和懲罰黨內各種貪腐案。然而，在一次查辦一宗奧斯威辛集中營的貪腐案中，他發現集中營「處理」掉的不是幾百、幾千名猶太人，而是幾萬、幾十萬的猶太人。
大屠殺的罪行大大震撼他的心靈。他想過放棄一切，一走了之，但最後決定留在集中營當法官。這個法官不能以種族滅絕逮捕納粹黨人，因為下令種族滅絕就是希特拉這個最高領導人。但他不斷運用種種現成的納粹法律，向負責大屠殺的官員「找喳」。他以貪污罪和一些（相對輕微的）殺人罪控告幾個集中營的指揮官，令他們不勝其煩，藉此減慢大屠殺的進行。他甚至嘗試逮捕大屠殺主要負責人艾希曼（就是那位日後被 Hannah Arendt 以「平庸的邪惡」描述的艾希曼）--不過並不是以屠殺猶太人的罪，而是因為他貪污了一袋鑽石。Morgen 因此被同僚針對，最後更被調離集中營。後來二戰結束，他就隱居在 Frankfurt，直到1982年去世。
透過替 Morgen立傳，Pauer-Studer 和 Velleman 想指出描述一個非常複雜、甚至自相矛盾的 moral psychology。Morgen 明顯不是壞人，他冒著失去職位、甚至性命的危險，挑戰那些遠遠比他位高權重的官僚。但作為納粹主義者，Morgen 亦不是好人。他並不反納粹黨，他只是認為黨被一部分壞人污染。甚至在戰後，他仍為納粹黨說好話。Morgen 有時因為好的原因做壞事（為打擊貪污而支持納粹黨），亦因為壞的原因做好事（為心中的納粹理想而嘗試阻止大屠殺），令人難以評價。這其實是威權政府下的常態。今日我們看見部分香港法官堅信一國兩制、歌頌法治、推崇秩序、譴責暴力時，豈非有同樣百感交集的感覺？
同樣，Morgen 後來以納粹法律向大屠殺官員「找喳」，亦有值得借鏡反思的地方。在理想的自由民主社會，法官是中立的司法角色。但如果在一個威權化的
non-ideal society，法官是否仍應該保持中立、超然的角色，不問政治立場地執行法律？還是應該以自己的良心為指標，在體制內不擇手段地運用手上的權力，作為維護公義的橋頭堡？
司法如何在一個 non-ideal society 中追求 justice？Morgen 在二戰德國面對的問題，也是今日司法界必須思考的問題。
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