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五（3月9日）筆者在香港教育大學參加了大中華研究中心主辦的【中國的崛起和平嗎？】學術工作坊。是次工作坊分別邀請了來自日本新潟縣立大學國際地域學研究科的三位學者和一位來自澳門大學社會科學院的華裔馬來西亞學者，以多種角度分析中國崛起對東亞地區造成的機遇及挑戰，並由珠海學院的李顯華和香港公開大學的潘文慧兩位本地學者擔任評論嘉賓。當天除了有幾位不同背景的學者互相切磋之外，台下亦踴躍發言討論，好不熱鬧，本文輯錄當天一部分精華內容以餉讀者。
來自新潟縣立大學的陳柏宇教授出身自台灣，探討佛教在兩岸關係中的角色，指出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無法解釋為何兩岸關係經貿關係密切，但心靈上的連結卻很弱，而佛教可以作為兩岸心靈連結的媒介，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出路」。他歸納出人間佛教組織在兩岸關係中的四項方法論，包括倡導兩岸和平、強化建構和諧社會的角色、尊重政府體制，以及逆中心式的回饋傳播。
他認為這些都有利台灣的佛教組織在中國大陸發揮滲透性影響力，增強大陸民眾對台灣的情感溫度，促進兩岸和平。不過，不少研究國際關係的與會者關注到佛教組織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力到底有多大，而這種影響力能否提升到政治現實主義的層面？陳教授補充道：佛教是一個共通點，兩岸應該透過互動來感染對方，大陸慢慢變得柔軟，台灣也學習不要去刺激對方。
也是來自新潟的上村威教授雖然是日本人，但華人講得標準、流利，令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以政治文化的框架去分析中日關係，角度比較創新。他指出中、日政治文化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法律實用主義（legal pragmatism），強調兩者關係之間的主觀性；反觀後者強調共同體的敏感性（communal sensitivity），每個人都需要了解自己在群體中的位置，不然就會為別人帶來「迷惑」，而這是日本文化中最大的忌諱。他以兩個例子說明兩國政治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外交彊局，其一是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說二次大戰時為中國帶來很大的「迷惑」，在日本文化而言是一個十分深重的歉意，卻被翻譯成為意思輕淺得多的「麻煩」，令中方大為不滿，這文化上的落差險些令中日復交難產。
又例如在近期的南海爭議，中方認為這是政治問題，應由政治判斷去解決而不應受法規約束；但日方卻堅持要按照國際規範，做良好的國際公民，並視中國為不守規距。主持工作坊的羅金義教授提問：其實日本文化和很多其他文化差異更大，卻不見得釀成尖銳矛盾，例如日本和美國的文化差異不是更大嗎？二戰時仇恨這麼大，戰後的關係卻和解得很快；中、日文化其實也有很多共同點（例如儒家思想），為什麼這些共同點就沒有發揮作用？上村教授解說，美日戰後關係和好就正正反映日本的文化特性：戰後日本認為自己置身於一個國際共同體，而這個體系裡美國就是老大，美國做的，成員也要聽從，這就是日本的文化。
吳嘉寶教授是新潟縣大裏的香港人，報告題目是「中國崛起與軍事力量的因果關係」，主要討論中國在使用「力」方面的變化。他認為中共透過武裝鬥爭得到政權，雖然在鄧小平時期，用綜合國力的概念擴濶了「力」的內容，但「安全」作為優先次序，並沒有改變，到今天骨子裡仍然相信「硬實力」，強調傳統意義上的國家和政權安全。雖然中國也致力發展語言、文化等「軟實力」，但在使用這些新力量時，未能掌握到接受一方的反應，很容易弄巧成拙，例如孔子學院便引起各國的反彈。
澳門大學的蔡怡竑教授指出，近年西方出現負面的「銳實力」（sharp power）來形容中國，可見「力」的定義不斷在變化，但制度有沒有辦法制約這些「力」呢？吳教授認為銳實力就是用來針對新興非民主體制國力增強的現實，一方面它把自己包裝成很有吸引力的國家，但另一方面它用來攻擊民主國家，而制度本身是不能改變的，因為制度背後就是一套行為準則和規範，而這些是由誰來制定呢？就是設定議程（agenda-setting）的「力」。
蔡教授是華裔馬來西亞人，關注「一帶一路」對馬來西亞造成的機遇與挑戰。長期以來，吉隆坡對華態度都是避重就輕地選擇與強權合作，這兩年中國在馬來西亞的海外直接投資排名第一，就是因為「紅色資本」大規模進駐。不過馬來西亞政府和老百姓對此卻不全然歡迎，因為當中資融入馬來西亞的經濟結構當中，依賴程度愈高，國家的核心利益就會受到影響；而且，執政黨把中資與馬來西亞民間經濟「區隔」開來，令更多的資金淪為半官方合作形式，只在特定的政黨和利益集團之間運作，民間中小企業未能受益。與會者們都關心「一帶一路」對大馬造成什麼影響，例如中方推動的港口建設都有利大馬華人，會否釀成族群矛盾？
馬來西亞在經濟上向中國傾斜，會否影響它與其他東盟國家的關係？「一帶一路」的投資有否遇到如環境或民生方面的挑戰？蔡教授回應指馬來西亞華人認同的是中華民族，並不是中國，現在他們會認為中國財大氣粗，不會是認同的對象，例如「一帶一路」對當地環境確有影響，而中國就用金錢去「解決」這些問題。總而言之，馬來西亞就是在利用中、日、美三個強權在亞洲競爭的政治槓桿，不完全傾向某一方。
羅金義教授總結全天討論時提出了幾個發人心省的問題：什麼叫「崛起」呢？，這可能已經不是我們現在關注的問題了，中國現在已經不是從弱小變成強大，而是強大了之後的中國將會怎麼樣？每一代的中國領導人都說中國永不稱霸，「崛起」之後，這話還可以當真嗎？「和平」也值得我們反思，四篇論文也都似乎有提到「和平」，但我們是否應該反思更多什麼是「和平」？中國現在在南海的行為算是促進「和平」嗎？中國現在在軍事力量的發展方向算不算是邁向「和平」？這些問題都很有趣，而這個工作坊不是給出答案，而是刺激大家進一步反思中國的崛起。
在香港盛行「本土」的今天，起初以為這個題目可能比較「離地」，想不到也吸引了不少教大同學出席，而且發言頗為踴躍。不過，差不多全部都是大陸學生（除了幾位來支持李顯華老師的珠海學院新聞系同學）。在「中國崛起」這個前提之下，會引發大家什麼聯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