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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麒匡

香港土生土長的人,就讀於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關心社會,熱衷於研究各樣文化及現象,熱愛研究韓國文化。 網誌

國際

韓國議員提出「隔離法案」對待重犯,真的能阻止嚴重罪案發生?

韓國議員提出「隔離法案」對待重犯,真的能阻止嚴重罪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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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電影《夙願(素媛)》以趙斗淳性侵8歲女孩的案件為主題,講述2008年發生的一場嚴重性暴力事件引起全韓國關注。還有2年,涉性暴力的趙斗淳將刑滿釋放。早前數十萬網民於青瓦台請求再審趙斗淳案,但遭青瓦台拒絕。而在這情況下,有韓國議員提出「隔離法案」令趙斗淳類重犯不能重回社會。我們該留意的是,是否透過「隔離」就能阻止這種嚴重罪案發生呢?

於3月19日,自由韓國黨議員尹尚植(音譯)於國會內提出《保護收容法制定案》,別名為「隔離法案」,法案針對被判定為再犯可能生高的重犯,限制他們於出獄後需被收容於一個單獨場所,並隔離一段時間。而檢方可以就2次以上殺人、3次性犯罪或性侵13歲以下兒童申請這隔離措施,而法院的責任是就檢方的申請作出裁決,判定該重犯是否需要保護收容,需要的話就由1年至10年之間作出考慮。而制度尚未獲得通過,卻在韓國社會間引起討論,一來韓國國民對於趙斗淳類重犯極度提防,但同時卻有不少相關議題圍繞這法案。

根據尹尚植的解釋,這「隔離法案」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國民對於兒童性暴力、謀殺等嚴重罪行的不安而作出的方案,為了從這些重犯的隔離中保護國民及維持治安。我們該研究的是,是否透過隔離就能阻止嚴重罪案的發生?國民的安全是否真的就能得到保障?

無疑,如果像趙斗淳般已被心理學家判定為心理不平衡、有再犯機會的話,透過保護收容的話是能夠在短期內保障國民免受與他同類型的罪犯,因為措施的確能夠讓有再犯機會的重犯不能重投社會,接觸人群。而且這制度將會限制重犯的出入境自由、而現時德國、瑞士及澳洲均有這保護收容的制度,而德國及瑞士的法院更能對重犯作出「無限期」保護收容的決定,而澳洲同樣最高10年。

透過隔離及警方的監察,他們在該期間會受到長期的監視,從而不敢作出再犯的行為。而在保護收容期間,將不會限制會面及通信,而且可以透過諮詢、心理治療等方法讓他能夠於隔離時間完結後更順利回歸社會。這保護收容制度在某程度上能夠確保與監獄的分別劃清界線,並讓重犯在有限度自由下改正自己。

然而,整個法案圍繞的,是更生人士重投社會的議題。雖然政治正確地說,監獄不是用來懲罰罪犯而是教育罪犯認清錯誤的場所,但不少人仍然對曾被收押的更生人士存在偏見,不少偏見來自於擔心他會有再犯的機會,在這意識已變得強硬之下,如果透過保護收容的措施讓國民安心,這豈不是把這偏見或歧視強化嗎?對於刑滿釋放的囚犯再次進行社會隔離,其實是一種差別對待,甚至促成侵犯人權的問題。

現時對於刑期屆滿的重犯會利用電子腳環裝置限制他們的出入區域,雖然電子腳環的準確性受到質疑的同時,令人擔憂重犯會逃過被監察的機會再犯,但如果透過隔離的話,無疑是令該重犯受到更嚴重的歧視,而且對其自由的限制增多是侵犯人權的表現。早於2015年法務部亦曾推出類似的保護收容法案,但隨著國民團體及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反對而取消。

而隔離法案會得到反對的其一原因,是實施後的多重涉及金錢及安置問題。在歧視更生人士的氛圍,該保護收容的區域固然亦會受盡歧視及標籤。早於因為韓國的罪犯社區矯治制度的特色,是以社會治安為優先考量的條件,其次才是人權保障。縱使韓國有更生保護技能訓練提供,但要改善整個社會對於更生人士的偏見是非常困難的。回到保護收容區域的安排問題,最直接令居民不滿的,是假若安置於他們寓所附近的話,就會令該區形象下降,在經濟角度來看就會影響該區的樓價及市值。

此外,早於1994年已實行性罪犯的保護觀察措施,在1995年建構保護觀察管理系統,2011年更通過實施化學閹割的法案。而整個系統需要的資源,均由政府負擔,如果再增加保護收容所的建設,在預算上亦會令政府的財政負擔增加,在現今韓國經濟情況尚在復甦階段之際進行這建設,或許會阻礙經濟回復。

相反,如果真的要阻止嚴重罪案發生,讓受害者勇敢發聲,及進行不同程度的正規教育更能夠改變社會的主流思想,並讓罪犯真正得到重投社會的動力。

第一方面,以韓國的「Metoo」運動為例,許多性罪行的發生,除了父權壓制之外,還有受害者不敢面對社會的偏見而令該問題變得嚴重,性罪行從而變成龐大但被視而不見的議題。而自美國掀起這場運動後,韓國多個影視作品亦成為掀起Metoo運動的契機,讓受害者有機會發聲,讓社會正視該事件的嚴重性,從而讓其他意圖作出性罪行行為的人不敢造次。

不同程度的教育的意思,是從罪犯及國民的角度同時出發,雙方理解大家的立場,改善歧視更生人士的風氣。現時最大的問題,是保護收容的法案會加強國民對於罪犯的歧視,如果能夠教育國民如何更開放接受更生人士,這會令罪犯重投社會的時候,會讓他們忘記過去的身份,像普通人般回歸社會生活。

同時,在罪犯刑滿前進行的教育亦非常重要,讓他們理解自己昔日犯下的錯誤,比起利用不同措施壓制他們的自由來理解錯誤更為有效。如果透過壓制自由有效的話,誰人都不能保證他經歷監獄及隔離的打壓後會否依然繼續試圖再犯。相反,若在監獄中已透過適當的教育令他改變自己,這已經不需要什麼保護收容的過程了,反而能夠讓他們更順利地主動回歸社會。雙方的結合下,就能從根源中更有效地阻止嚴重罪案的發生。

我不是不擔心趙斗淳出獄後會再對兒童進行性侵犯,但在這隔離法案上分析利弊的話,我對其成效反而更有質疑。我們該思考的是,什麼途徑才能從根源中改變社會,還有如何找出二元對立中的第三條出路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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