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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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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

向大學派錢,錢往哪裡去了?

向大學派錢,錢往哪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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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財政預算案最大的爭議是應否派錢,而最沒有爭議的,可能是向大學派錢。財政司建議撥款25億元,為十間公帑資助的專上教育院校推行第八輪配對補助金計劃。所謂配對補助金,是鼓勵院校籌款,一般是每籌得一元便可得一元政府補助(還有些複雜的規定,在此不贅)。這個做法自2003年開始至今已是第八輪,過去籌得的私人捐款,加上政府的配對補助,共超過200億。再來一次配對,似乎是一件好事,要找個立法會議員在議會裡就這筆撥款質詢官員,大概也相當困難。

同一時間,我不停聽到有大學任教的老師被「炒魷魚」,即所謂「不獲續約」。月初,有浸會大學的黄偉國老師,令我忍不住在網上寫了一篇名為《大學如何「炒魷魚」?》的文章。請原諒我後知後覺,最近才有朋友傳給我另一個例子,教育大學的鄧健苓老師在一月份發出的一封公開信,抗議校方拒絕續聘她。雖然她成功申請到研究資助局(RGC)的研究項目,又剛出版了一本英文學術著作,但校方仍然以她「研究潛力不足」為由不予續約。近三四年,以研究出版不足為名遭辭退的同行實在多得有點驚人;但是,我幾乎沒有聽到大學高層關心過這些老師的教學表現。我常心生疑問,高層寧願以「研究」為由放棄教了多年的老師,再找個新人來教書,真的是關心學生及教學質素的表現?

以上兩件事表面上沒有關係,但我覺得,它們還是有點深層關係的,這次不妨由錢說起。

香港的公立大學主要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UGC)撥款,政府的公帑由它調撥,表面原因是大學自主、專業監管,內裡原因大概是讓大學撥款看起來不那麼政治化,跟政府無關,不像中小學的問題,總要找教育局局長算賬。官方文件叫撥款為「補助金」(grants),但中文裡用上「補」字有點誤導,它根本就是公立大學的主要經費來源。

如果你不在大學裡工作,翻開教資會的帳去算一下,你一定會驚訝,政府及教資會對大學撥款的控制程度之高。

過去十年,補助金是政府開支的5–4.5%,佔政府的教育開支的25%以下,不多也不少。這亦反映在資助學額上,除了因為「三改四」那一年因為有兩制學生同時入學外,學額每年增長1–3%不等,十年來人數上大概是增加了「一級」(即「三改四」所造成的三分之一)的學生,相較中國大陸的擴招,實屬小兒科。學額是教資會計算撥款的最重要基礎,因此,限制了撥款金額,也限制了同期的教學及研究人員數目增長,有些年份甚至有單位數負增長,即使增長最高也不超過6%。而且,較大的增長主要來自研究人員,而非教學人員。我看過一些有關中文大學的數字:「三改四」前後,中大的本科生增加了五成(何以中大能超過全港平均數?這是另一個故事),但全職教員增加只有兩成,而研究人員卻大增五成!

如今,大部份全職教學人員也日漸傾向從事更多研究工作,而非教學。因此,受教資會資助的大學教育工作規模,多年來沒有擴大,甚至有人認為是縮小了,與研究相關的部份卻擴張不少。若論學生人數及教學規模,近年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主要是發生在大部份不受政府資助的社區學院,以及授課式碩士課程。這又是另一個故事,一個港式教育産業新自由主義的故事,只能另文詳談。

政府如此謹慎理財控制大學教育規模,跟香港公眾及媒體對大學的期望,形成奇怪的對比。如今家長都望子女進大學,但因為學額有限,香港的文憑試考生卻一直只有20%左右能入大學。話說回來,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大概也把握了市民的複雜心理。我聽過有學生說,大學學位日益貶值,我們還是不要像台灣或大陸那樣製造出那麼多大學生,免得貶上加貶;也有人認為擇優汰劣,才是好的大學制度。大概因為這樣,比起其他議題(例如房屋),公眾在這方面的壓力及要求也不算大。

不過,這沒有阻止大學生人數增加,只是大部份香港市民的子女,得不到教資會的資助,要另尋本地公立大學以外的途徑,包括自資學士,或到大陸、台灣升學,有錢的則當然是英美澳留學。 因此,謹慎理財的背後,是要限制政府投放在本地大學教學的資源,減少市民的專上教育需求依靠政府,增加中産及基層家庭的財政壓力。

教資會嚴管大學教育開支,造就一個規模維持不變的核心教員團隊,並由大學高層以各種側重所謂「國際化」的指標來篩選教員,要求核心教員在研究出版上自我鞭策。特別是還沒有取得終身教席者,皆忙於「跑數」,有終身教席者,又會協助或鞭策年資淺的同事「跑數」,時刻要跟英美頂級研究者在「量」及「級數」上競爭,害怕他們來搶了自己的飯碗。因此,日常教學任務便日漸轉交給非教資會系統的教員,包括短期合約教師及兼職教師,合約只有幾個月至一年不等,不少更時薪計算。前者嚴苛的淘汰制度,造就了不少入職及升職失敗者,他們不合大學高層構想的「國際化」模樣,被迫流入後者的隊伍--一個勞動狀況日漸惡劣的非核心教員市場。

香港政府與教資會十分有默契,要多花錢,也絕不會用來增加學額,增加核心教員隊伍,更不會關心本地學者的就業機會,這就是浸大錢校長說的:「有空缺都要同全世界競爭」!。例如,幾十億的配對補助金,大學收下後,不會花在增加學額,因為教資會已為大學規劃好學額及課程,要增加要跟它討論得到認可;大學也不會隨便多聘全職核心教員,因為補助金是一次性的,誰會冒險?因此,用來建大樓、翻新及改建,又或者搞研究、聘研究人員,比較簡單;募捐回來的私人捐款,當然也是建大樓比較好,除了冠名大樓外,少部份錢可能會用來冠名高級教授的名銜職位。

事實上,教資會撥出的補助金雖然每年也有增加,但細看數字,增加的主要來源是「非經常補助」,這最高可達整體的四分之一的錢,多是工程撥款,用在磚頭上。故此,在規模較大,還有土地可以開發的本地大學裡,各類大樓日漸增加。我可以肯定,與香港人「愈住愈細」相反,大學裡人均樓面使用面積卻會不斷增加!筆者任教的大學全港最小,已經幾乎沒有空地了,但也在計劃擴建工程。至於學生或教學有多大程度用得上這些空間,則是另一個該研究討論的問題。

這幾年,大學的同事經常抱怨教學困難及學生表現,我幾乎每天在臉書上都能看到這類帖子。但是,幾乎沒有人期望大學的高層會關心這些問題了,因為,他們做少一點擠壓前線老師教學時間,少一點干擾正常教學工作的文書手續及規條,已是幫了一個天大的忙了,但這通常是奢望。至於財政司嘛,他可以專心派錢,因為有教資會為他管大學的錢,繼續強化這個漠視教學的制度。

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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