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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

鄒幸彤:聯合國普遍定期審議中國侵犯人權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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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鄒幸彤(支聯會副主席)

今年十至十一月,中國政府將要接受聯合國的普遍定期審議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普遍定期審議由人權理事會主持,審議所有聯合國成員國的人權記錄,最終目標是改善各國人權狀況,並設法解決各地發生的侵犯人權事件。就即將對中國進行的普遍定期審議,支聯會將會向聯合國提交報告,重點提出四點問題:

一.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二.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三.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四.政府逃責

對行動者的司法逼害

在習近平治下,對民間行動者的大規模抓捕幾成常態。比較突出的例子有二零一四年因「雨傘運動」引起的掃蕩 ,有逾百人被捕、二零一五年「七零九大抓捕」,二百七十人受影響、二零一五年末打壓勞工團體,十七人被捕,以及二零一七抓捕劉曉波的悼念者,十五人被捕。

以往當局只對最知名異見者如劉曉波動用「煽動顛覆國家」等大罪,但自二零一四年以來,不少沒有公開政治訴求的草根工作者、非政府組織者甚至宗教人士都「被顛覆」。這類案例包括新疆草根行動者張海濤,因向境外發布身邊訊息被以「煽顛罪」重判十九年、「七零九大抓捕」被捕民間組織者吳淦,以「顛覆罪」判刑八年、地下教會長老胡石根,「顛覆罪」判七年半、因組黨被控「顛覆罪」的呂耿松,判刑十一年,以及權利運動負責人甄江華,以「煽顛罪」被捕逾半年,至今和外界無任何聯繫。

國家安全罪名遭濫用,因為在這類罪名下,不少被羈押人的權利均不受保障,比如會見律師、保釋、通知家屬、以及公開審訊的權利。最恐怖的條款為刑事訴訟法修訂後加入的第七十三條「指定居所監視居住」,這一條款等同在秘密場所關押嫌疑人,關押場所不受監管,酷刑時有發生。

警察羈押嫌疑人的權力亦常被濫用。警察可以對重大嫌犯拘留三十天後才「正式逮捕」。。海祭劉曉波之後的抓捕就是一例。

正式逮捕和起訴後,嫌疑人亦要面臨長時間的審前或定罪前羈押。即使被判無罪或緩刑(如李和平律師),審前羈押期間家人不能探視。

庭審亦被當局矮化成公關表演。那些願意認罪及按預先寫好的講稿道歉的人,才可以得到「公開審訊」的機會。不願合作的行動者則會被秘密審訊。

法律以外的打壓手段

在所謂敏感時期,包括「六四」、兩會,或各種大小型國際及黨內會議,中國政府均會非法軟禁民間行動者或帶他們去「旅遊」。被軟禁時間最長及最為人所知的就是劉霞,自劉曉波二零一零年獲諾貝爾獎後就被軟禁至今,在曉波逝世後一段日子亦被旅遊。

另外常用伎倆就是對家人、房東及僱主的滋擾及施壓。行動者及家人亦常在沒有任何理由或手續下被禁止出國。

另外各種「法制學習班」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以學習名義關押「不穩定分子」。這種情況以新疆特別嚴重。被羈押者的人權完全不受保障。

中共更將這類非法手段輸出海外,跨境抓捕。最著名的案例是銅鑼灣書店,其中兩人分別從香港和泰國被捕送回國內。

對民間組織的嚴控

《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為國內公民社會組織敲起喪鐘。連同二零一六年通過的《慈善法》,民間組織在籌款、與境外合作等方面,面臨日益嚴苛的限制。不少非政府組織要不被逼關閉,要不走進地下。

對權利型非政府組織的打壓尤其嚴重。自二零一五年以來,不少報導和紀錄人權侵犯和維權行動的組織備受打壓,成員有的被捕,有的被驅逐出境,有的甚至被失蹤。包括「六四天網」的黃琦、非新聞的盧昱宇、民生觀察的劉飛躍、玫瑰團隊的秦永敏及其妻子趙素利、權利運動的甄江華,以及人權衛士緊急援助協會的Peter Dahlin 及王全璋。這一系列抓捕後,民間獨立訊息渠道幾近全滅,行動者和維權者日益孤立。

政府逃責

中國缺乏系統機制處理政府的濫權以及追究責任;反之受害者往往在問責及尋求真相的過程中被逼害和被噤聲。最著名的事例是對「六四」屠殺的處理;難屬被禁止談論他們的親人,其他人亦往往因悼念「六四」而被迫害。

二零一四年,浦志強與十幾位朋友在北京參與「六四研討會」,其後九人被捕,浦志強則於被羈押一年半後判緩刑,律師證被吊銷。二零一五年,陳雲飛及二十多名友人為「六四」死難學生肖傑掃墓,陳雲飛被判刑四年。二零一六年,符海陸、張雋勇、羅富譽及陳兵因製作「銘記八酒六四」白酒,被控煽動顛覆國家,至今在押候審。二零一七年,李小玲及友人到天安門廣場點蠟燭舉牌,旋即被捕,羈押至今。

欠缺問責情況亦反映於各種離奇死亡案件。如李旺陽、張六毛及曹順利。劉曉波的「死亡直播」亦是一例;死後極速被火化及海葬,讓外界無從追查他患病原因及獄中待遇。另一異見人士楊天水在囚期間被診斷腦癌,不久即逝世及被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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