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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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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

馬克思主義如何傳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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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東來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商貿大門,大批輸入鴉片,傳敎士亦乘坐鴉片商船東來,傳播精神鴉片──宗敎,同時向中國輸入西方文化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等。

清政府數番被列強打到抬不起頭,遂下決心進行洋務運動,模仿敵人以求存,大量翻譯歐美文化書籍,吸收新知識以求變革。傳敎士在這方面擔當了重要角色,把所有不同類型的思想都傳入中國,引起中國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的注意。

1899年2-5月基督教出版機構廣學會(Christian Lit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出版的《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第121-124冊,連載英國浸信會傳敎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口譯、蔡爾康(1858-1921)筆述的《大同學》,該書譯自英國哲學家本傑明•頡德(企德,Benjamin Kidd,1858-1916)著作《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的前4章。5月《大同學》編為10章出版單行本。

在《大同學》第一章〈今世景象〉說:「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德)人馬克思也,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安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吾儕若不早為之所,任其蔓延日廣,誠恐遍地球之財貨,必將盡入其手。然萬一到此時勢,當即系富家權盡之時,何也?窮黎既至其時,實已計無復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權,用以安民而救世。」在第三章〈相爭相進之理〉中,又一次提到馬克思的思想,「試稽近代學派,有講求安民新學(即是社會主義)之一家,如德國之馬客偲,主於資本者也。」(1)馬克思主義首步踏上了中國黃土地。

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維新派領袖東渡日本避禍,1904年2月維新派大將梁啟超(1873-1929)在日本出版的《新民叢報》第46-48期合刊本上發表〈中國之社會主義〉一文,簡略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從1899年到1903年上半年,梁啟超在文章中多次論及馬克思主義。也就自己認識馬克思學說作了介紹,基本肯定資本主義社會的兩極分化現象,因而社會主義革命不可避免。當認識加深後把社會主義概括為「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表示贊同馬克思主義。(2)

二十世紀初,清政府派出大批學生留日,這時日本知識分子正大力宣傳社會主義,留日學生尋救國道路,很多人接受了社會主義,因而掀起了一股譯介日文社會主義著作的熱潮,及後大部份由上海的作新社、廣智書局、文明編譯局和商務印書館等出版,於1903年出版的有10多種。革命派乘大批留學生在日,出版報刊加緊宣傳,有助馬克思主義的傳播。

1902年12月至1903年1月,留日學生在日本出版的《翻譯世界》第1-3期,刊載了留日學生翻譯的日本社會主義研究會會長村井知至(1861-1944)的《社會主義》,該書共分10章,前3章的經濟基礎的發展部份,說明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必然性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特點,是中國第一部有系統地介紹馬克思生平和學說的譯著,文中又論述了剩餘價值論。該書於1903年6月又有留日工程學生侯士綰(1881-1960)譯出,由開明書局出版。同年4月,廣智書局還出版了留日學生羅大維(?)的譯本。

革命派馬君武(1881-1940)以君武為名,於1902年12月在日本出版的《譯書彙編》第11期發表〈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把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Darwin,1809-1882)的進化論作比較,尖銳地批判維新領袖康有為(1858-1927)的《大同書》,指它否定階級鬥爭,聲稱進化,實則退步。

馬君武介紹社會主義的著作共有26種,其中包括馬克思(1818-1883)的《資本論》、《共產黨宣言》、《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等6種。他是直接譯自從歐洲的文本。〈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比較〉一文,附錄刊出馬克思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等書的目錄。

1903年廣智書局出版了維新派趙必振(1873-1956)翻譯日本眾議院議員福井准造(1871-1937)的《近世社會主義》,第二編第一章〈加陸馬陸科斯(即卡爾‧馬克思)及其主義〉,介紹馬克思生平,和第一國際及巴黎公社,使讀者分清楚社會黨和無政府黨的根本分別,及《共產主義宣言》(即《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經濟學之評論》(即《政治經濟學批判》、《自哲理上所見之貧困》(即《哲學的貧困》、《英國社會勞動之狀態》(即《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等的寫作過程與主要內容。還介紹了《資本論》的勞動價值、勞動力價格、剩餘價值和資本的來源等,並以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論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存在、發展和必然滅亡的規律性。

趙必振認為:馬克思主義與英、法社會主義思潮比較,有兩大特徵:其一是深遠的學理,精密的研究,以經濟原則來堅持真理與正義;其二是視野不局限於一個地區或一個國家,而是注重全世界。

同年9月,在日本的中國達識社翻譯日本無政府主義者幸德秋水(1871-1911)的《社會主義精髓》,該書根據《共產黨宣言》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對馬克思主義主要觀點作了較詳細的介紹,並指出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切合科學、歷史的要求和進化的原則。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思想和運動,對當時上海思想界產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人關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等社會主義概念,差不多都是通過日本轉譯過來。(3)

《譯書彙編》第1、2、3、6、8期,還連載阪崎斌(?)譯日本著名法學者有賀長雄(1860-1921)著的《近世政治史》,該書第三章第一節第一部份〈萬國工人總會(即第一國際)及德意志支部〉,介紹了馬克思流亡倫敦,召集各國工人領袖創立第一國際的情況,以及第一國際的宗旨、章程、組織機構和鬥爭綱領等。文中介紹說:「麥克司(即馬克思)與拉司米(即拉薩爾,Lasalle,1825-1864),均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倡自由之說,而兩黨之勢以熾,然其主義,各不相同,麥克司始在可倫(即德國科倫),並設報館,倡均富之說。」在介紹德國社會民主黨時說:「創此支部者,名黎白克內脫(即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1871-1919),即革命黨新聞主筆麥克司之門弟子也。」

這一時期的出版物,主要是介紹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及政治經濟學,認為社會主義不是出於義憤,或基於對貧苦大眾的憐憫而設計出來的救世方案,而是客觀的經濟生活和階級構成運動變化的必然結果。出版物所介紹的社會主義儘管依舊非常混雜,但是很大一部分都已經注意到了科學社會主義與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區別,而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它們統統混為一談。

同盟會宣傳馬克思主義

同盟會評議部書記朱執信(1885-1920)於1905年,在同盟會在日本東京剛創刊的《民報》第2號發表〈德意志社會革命家小傳〉,先後編寫馬克思和拉薩爾的傳記,馬克思傳內專文介紹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評介了《共產黨宣言》、《資本論》的內容,及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

《民報》編輯胡漢民(1879-1936)於1906年6月,在《民報》第五期發表〈斥新民叢報之謬妄〉一文,猛烈抨擊梁啟超批評社會革命的言論。指其所說的民生主義者,拾取了布魯仙(即蒲魯東,Proudhon,1809-1865)士門(即聖西門,Saint-Simon,1760-1825)麥喀(馬克思)等理論,指「梁氏於民生主義無所知,以為架空理想,不能實現,本不足怪。但謂奪富人之所有,奪之一字,誰告汝者……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義學者所主,不勝縷舉。梁氏不解所謂,則不知蓋闕可耳,而遂謬作是語,是決為無理謾罵不得自解也。」

最後談及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論,指梁啟超認為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問題,徹底的社會革命是一切生產機關國有化,這在歐美尚未能實行,而中國更無法實行。因此,中國只能行社會改良,而不能行社會革命。胡漢民反駁說,歐美社會問題積重難返,中國則是消患未然。兩者處境不同,歐美不能者,不等同中國不能。他強調指出今日最能以《資本論》警動世的,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社會革命只是實行土地和大資本國有,小企業小資本仍聽其自由競爭;並且均富也不是平分財產,而是人民機會均等,依據每人的才能來定酬勞。

另一方面,在論戰中,胡漢民對於梁啟超的批駁,在論理上又是頗有深度的。他不僅廣涉歐美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而且能初步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析難。

香港同盟會的《中國日報》通訊員葉夏聲(1882-1956)以夢蝶生為筆名,於1906年8月在《民報》第7號發表〈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一文,將《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關於在最先進的國家中採取的經濟鬥爭的10條綱領全文譯出。

當時還有留日浙江學生在日本出版的《浙江潮》和無政府主義的《天義報》等刊物都對馬克思主義有所介紹,《天義報》的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1884-1919)等人的馬克思主義水平均最高。但是在若干重大問題上,劉師培傾向反對議會鬥爭,又把導致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責任推到馬克思身上。

這時在中國整個思想潮流中,接受的社會主義的大多還是社會改良主義者,少數人對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階級鬥爭學說有所了解,但還没有一個人能真正接受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

民國初年的馬克思主義

民國成立前夕,1911年天津出版了華承瀛(?)編著的《維新人物考》(《唯心人物考》),書中刊有〈馬格思〉(即馬克思)一文(4)。 1912 年李提摩太委託胡貽谷(1885-?)翻譯英國人湯瑪士•柯卡普(甘格士,Thomas Kirkup,1844-1912)的《社會主義史》(History of Socialism),由廣學會以《泰西民法志》為書名在上海出版。此書第七章專闢〈馬克思〉一章,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勢力人物,馬克思和恩格斯都被大家承認為科學的和革命的社會主義派的領袖(5)。此後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陸續出版。

1919年8月19日,上海《東方雜誌》第8卷第6號刊載國學大師錢智修(1883-1947)的〈社會主義與社會政策〉一文,認為「近代社會主義之開山,咸推德人楷爾•麥克(即馬克思)」。

民國剛成立泛起一股社會主義思潮活動,1912年10月14-16日,國父孫中山(1866-1925)在中國社會黨本部作出連續3日的演講,題目是〈社會主義之派別及其社會主義政策〉,在演講中稱讚馬克思以三十年時間著述《資本論》,闡發真理不遺餘力,將無條理的學說整理為有系統的學理,研究社會主義者都是以此為範本,並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資本公有,說出了社會主義之精髓 ,3日內共有6,600餘人聽講。(6)

1912年6月,中國社會黨紹興支部在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2期,發表煮重塵治(朱執信)譯的〈社會主義大家馬兒克(即馬克思)之學說〉一文,文章除了對馬克思的生平作了介紹,並全譯了《共產黨宣言》十項綱領,並有一節專門介資本論的概論。

《新世界》第1、3、5、6和8期連載施仁榮(?)譯恩格斯(弗勒特立克恩極爾斯)著的〈理想社會主義與實行社會主義〉一文,譯出了《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第一、二、三節的部份內容。(7)

1919年4月北京《晨報》副刊連載主筆陳溥賢(淵泉,1891-1957)譯日本學者河上肇(1879-1946)著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馬克思的〈資本論〉》)。5月5日,增設〈馬克思研究專欄〉。至11月11日,共辦了6個多月,5月刊載了陳溥賢譯河上肇著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即〈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二〉)、食力(?)譯馬克思著的〈勞動與資本〉(即《僱傭勞動與資本》)。6月又刊載陳溥賢譯考茨基著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即《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7月刊載無譯者署名基督敎社會運動家賀川豐彥(1888-1960)著的〈馬氏唯物史觀的批評〉,(即《唯心的經濟史觀之意義》),無譯者署名無政府主義者堺利彥(1871-1933)著的〈馬氏唯物史觀概要〉(即《唯物史觀概要》)。從1919年5月起,幾乎每天都刊登介紹馬克思主義的翻譯文章。(8)

上海《時事新報》副刊〈學燈〉於5月12日,刊載北大圖書館館員劉秉麟(克水、南陔,1891-1956)的〈社會黨泰斗馬克思之學說〉,7月25日轉載《晨報》食力譯的〈勞動與資本〉,8月5日刊載河上肇的《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體系》,12月6日刊載日本帝國大學中國學生安體誠(1896-1927)譯〈河上肇博士關於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考察〉。(9)

中華革命黨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從1919年8月17日至1920年6月6日,共出版35號,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有50篇,中共創黨成員李漢俊(1890-1927)所著就佔了38篇。

當時,李漢俊在刊物上發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約有90篇,1920年9月,李漢俊翻譯〔德〕米里‧伊‧馬爾西(?)《經濟漫談》,改名為《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由社會主義研究社出版。

1919年11月,學生救國會在北京出版的《國民》第2卷第1號發表北大經濟系學生李澤彰(?)翻譯的〈馬克斯和昂格斯共產黨宣言〉(即《共產黨宣言》第一章),費覺天(?)翻譯的〈馬克思資本論自序〉。1920年6月、10月出版的第2卷2號和3號發表北京師大學生常乃德(1898-1947)翻譯帕夏爾•拉金(W. Paschal Larkin,?)的〈馬克思史的唯物主義〉。

1919年9年,國民黨的《建設》第4卷4、5、6號和第2卷2、3和5號連載,國民黨反共理論家戴季陶(1891-1949)發表〈馬克思資本論解說〉。該文是戴季陶、胡漢民、朱執信和李漢俊等4人合譯,將日文版考茨基(Kautsky,1854-1938)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前四章譯為中文。

戴季陶當時說:「馬克思是社會主義的集大成者,是社會主義的科學根據的創造者」,「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由學理的發明與實務的努力兩相配合」,因此它「是世界的不是國家的」,「信奉馬克思主義的人遍佈全世界」。(10)

胡漢民寫了多篇介紹唯物主義文章,在《建設》第1卷第5號發表〈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節譯了《神聖家族》、《哲學的貧困》、《共產黨宣言》、《僱傭勞動與資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以及恩格斯1889年致布洛赫,和1894年致瓦•博爾吉鳥斯(?)兩封信等有關唯物史觀部份內容。(11)尚有〈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倫理觀與羅列亞底倫理觀〉、〈階級與道德學說〉和〈孟子與社會主義〉等。

胡適於1919年7月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作出攻擊,在《每週評論》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反對研究馬克思主義。8月中旬,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1889-1927)在《每週評論》第35號發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批駁胡適的主張。以後胡適接連發表三論、四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繼續向馬克思主義進攻,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戰。胡適在他的文章中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否認社會科學理論的客觀真理性,認為任何主義都是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主觀想像的產物;各種主義的對立和差別是由於提倡者的才能、家世和所受教育的經驗不同而出現的。他把宣傳主義同解決社會具體問題對立起來,提出要「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種種主義,以反對空談主義為名,反對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9年至1920年間,《新青年》社和其他一些出版機構,還出版了多種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包括第一個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僱傭勞動與資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資本論自敍》和《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唯物史觀》等。

這時中國知識分子由介紹馬克思的經濟理論,進入介紹唯物主義。

馬克思主義與工運結合

從1920年起,全國各地新出刊物猛增至四百餘種,其中如《共產黨》、《勞動界》、《勞動者》和《夥友》等刊物,不僅專門介紹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而且明確地把工人群眾作為自己的讀者。

1919年6至11月間,《廣東中華新報》副刊〈通俗大學校〉、〈世界學說〉欄,先後連載廣州時敏中學敎員楊匏安(1896-1931)的〈唯物論〉、〈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一種科學社會主義〉等十幾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

楊匏安在〈馬克思主義—─一種科學社會主義〉一文中,指出:資本家掠奪工人的剩餘價值,是近代社會發生衝突的根源,解決這矛盾的唯一方法,就是工人階級起而取得國家權力,改一切生產工具為國有,文章最後的結論是:階級鬥爭必將隨此生產方式的消滅而同時告終。(12)將工人階級與馬克思主義連繫起來。

在湖南長沙初搞革命的毛澤東(1893-1979)在《湘江評論》第2、3和4期發表〈民眾的大聯合〉,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人數總比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那一種,無不是出於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有反抗壓迫者的共同利益。為此,號召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民眾聯合起來後的行動方法,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 (13)

廣州的《廣東群報》開闢了〈工人消息〉、〈時評〉等專欄,刊載大漢奸陳公博(1892-1946)翻譯的〈馬克思的一生及其事業〉一文,內附《共產黨宣言》。

馬克思主義遍地開花

五四運動令知識分子衝破了思想的鳥籠,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組織,學習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唐山出現了由旅日學生和本地紳士創辦的震興書社,發行新文化書刊,促進了唐山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14)李大釗主動派出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到唐山工人、學生中進行活動,宣傳馬克思主義。(15)

山西師生組織了新共和學會(16),見聞觀摩會(17),山西學術研究會(18)等十餘個團體,研究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湖北黃岡浚新學校建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四川成都有馬克思主義讀書會,此外長沙、濟南、廣州和武漢等地都有馬克思主義小組或讀書會,廣東工人遊行時舉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畫像。

1920年至1921年間,香港教育司視學官林君蔚(林昌熾,1896-?)、皇仁畢業生張仁道(1904-?)和蒙養學校教師李義保(1903-?)等3位青年,合資出版不定期刊物《真善美》,主要是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宣傳新文化。後來3人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20)。

天津南開大學讀書的周恩來(1898-1976)組織了覺悟社,他於1920年在獄中組織被捕者學習馬克思主義,於5月分5次作出介紹馬克思學說的講演。周恩來編寫的《檢廳日錄》記載,內容有:經濟史,馬克思傳,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史,剩餘價值論和《資本論》等(21)。

1919年當時北大圖書館編目室張西曼(1895-1949)、李大釗和北大中國文學系主任陳獨秀(1879-1942)等創辦社會主義研究會始建於1919年,先後參加的積極分子有:毛澤東、周恩來、曾加入同盟會的北大學生陳顧遠(1896-1981)、北大學生范體仁(1900-1980)、北大學生領袖易克嶷(?)、文學家郭夢良(1898-1925)、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徐六几(徐其湘,1898-1925)、文學家易君左(易家鉞,1899-1972)、敎育家孟壽椿(1896-?)、北大學生張國燾(1897-1979)、鄧中夏(1879-1942)、北京外交部俄專學生瞿秋白(1899-1935)、無政府主義者朱謙之(1899-1972)、費覺天等百餘人,全國很多城市也有他們的分會。

1920年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得到蔡元培的支持,公開舉行成立大會,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撥出兩間房子,一間當辦公室,一間當圖書室。創辦人有:李大釗、鄧中夏、黃日葵(1898-1930)、高君宇(1896-1925)、何孟雄(1898-1931)、范鴻劼(1897-1927)、范鴻劼(1898-1927)、劉仁靜(1902-1987)、羅章龍(1896-1985)和楊東蒓(楊人杞,1900-1979)等19人,搜集馬克思學說的各種中外書籍,編輯、刊印馬克思主義論著,組織討論會,主辦演講會,並翻譯了《共產黨宣言》。(22)成員都是中共創黨黨員。

1919年5月在《新青年》第6卷5號定為《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由李大釗主編,以多角度,不觀點研究馬克思主義。開首第一篇是北大經濟系主任顧孟餘(虛餘,顧兆熊, 1888-1972)的〈馬克思學說〉,觀點屬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修正主義。(23)第二篇是無政府主義者黃凌霜的〈馬克思學說批判〉,以無政府主義立場批評無產階級專政原則。第四篇是北大政治系主任陳豹隱(陳啟修,1886-1960)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貞操問題〉。第五篇是陳溥賢(渭錄)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第六篇又是陳溥賢(淵勇)的《馬克思奮鬥的生涯》。第七篇是劉秉麟的〈馬克思傳略〉。最後一篇是李大釗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上),公開宣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首先分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介紹剩餘價值理論、資本理論、生產價格理論、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等,還詳細介紹唯物史觀。文中亦明確陳述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24),以互助論來補充階級鬥爭學說,表現出一種注重倫理與人道主義運動的傾向。李大釗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又表現出與中國傳統文化存在某種難以割捨的聯繫。

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受政府的打壓,1919年8月31日,北洋政以宣傳馬克思主義(馬爾格時主義)的罪名封禁《每週評論》。陸軍部於120年1月30日密電上海,指名查禁《勞動界》以及馬克思主義書籍。

成立馬克思政黨

1921年7月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立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實展開了新的一章,黨內曾展開理論與實踐的爭論。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暫時得以合法化

清共後馬克思主義宣傳受阻,學者以純學術研究來介紹馬克思主義,主要集中在政治經濟學方面。少數留歐學生生致力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如留學德國的余精一(1898-1967)於1930年在上海出版的《留德學志》上發表〈馬克思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論〉的連載文章,介紹馬克思的資本的概念,還比較了馬克思與重農學派、正統學派、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在資本分類方面的歧見,重點介紹了馬克思的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理論。

在國外的,留學英國劍橋大學的樊弘(1900-1988)研究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凱恩斯(Keynes,1883-1946)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用馬克思的經濟觀點去揭示凱恩斯經濟學說的缺陷與不足,並對凱恩斯的觀點和理論有所批判,指他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進行了有意無意的歪曲。

193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士張效敏的博士論文《馬克思的國家理論》是英語世界第一部關於馬克思國家理論的著作。在介紹馬克思國家理論時,作者多處引述《資本論》等著作的經濟觀點,如在論及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思想時指出:可以把馬克思的歷史解釋概括為一種簡單的表達形式:「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生產關係——也就是經濟關係;社會生產關係進而決定著法律、政治和其他所有的社會關係以及它們所包含的思想和原則。」(25)

1937年初, 讀書生活出版社《資本論》的第一、二、三卷中譯本,由郭大力(1905-1976)和王亞南(1901-1969)翻譯。

參考:

1)王林:《西學興變法》(濟南,齊魯書社,2004),第71頁。
2)楊河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2007),第64頁,引自梁啟超;《新大陸遊記》,第62頁。
3)上海通
4)高金山:〈李大釗思想演變與建立中國共產黨實踐〉,載:金山史志研究
5)唐寶林:《馬克思主義何時傳入中國》,載《光明日報•史家爭鳴》,1998.4.3;上海通。
6)姜義華:《以社會主義理想建設中國的偉大先行者──跋孫中山1905年11月10日〈致國際社會黨執行局函〉》,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史研究室、四川師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編:《1910年代的中國》,北京,社會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193-195頁。
7)楊河、胡海濤、張炳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第6頁;楊金海、胡永欽:《〈共產黨宣言〉在中國的翻譯、出版和傳播(一)》,載:楊金海的博客上海通
8)〔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第7-10頁。
9)左玉河著:《張東蓀傳》,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第122頁。
10)羅福惠:《長江流域的近代社會思潮》(武漢:湖北教育,2004),第349-348頁。
11)楊河等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傳入與研究》(福州:福建人民,2006),第104頁。
12)楊匏安:《馬克思主義》,載李堅編:《楊匏安文集》,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
13)澤東:《民眾的大聯合》,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第82-95頁。
14)高金山:《五四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團體——唐山人社》,
15)高金山:《鄧培在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作用》,載:金山史志研究。
16)民國九年四月十三日,山西大學二十餘名學生以“交換知識,研究學術” 為宗旨,組織了新共和學會,倡言要“創造新人生,新社會,新共和”。
17)民國10年2月,省立第一中學學生劉世澤等14人,以“研究學術,啟通民智” 為宗旨,組織見聞觀摩會。
18)民國九年夏,鄭初民、馬鶴天等人士,在太原知識界組織山西學術研究會。
19)《鄂東最早的共產主義團體“共存社”誕生歷程》:載。
20)梁復燃:《廣東黨組織成立一些情況的回憶》,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現代史研究室、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選編:《“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1)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1898-1949)上冊(北京:中央文獻,1998,修訂本),第59頁。
22)羅章龍:《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載: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編:《共產主義小組和黨的“一大”料匯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資料室,1979,第260-270頁。
23) 彭述之:《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是怎樣形成的?》,載:《彭述之選集》,第一卷,香港,十月出版社,1983,第40頁。
24)石川禎浩著:《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6),第7頁。
25)邱小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近代的早期傳播〉,載《青海省社會科學院》,網址,原《貴州社會科學》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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