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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政經

離開「唔改英文名才等於愛國」的日子還有多遠?

離開「唔改英文名才等於愛國」的日子還有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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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這番言論,如果從理性一點的角度來看,是典型的「民族主義幼稚病」邏輯,既膚淺,又反智。有幾多人會 buy?不少人會問,如果連改不改一個英文名字這樣普通的行為,都可以用來突顯政治的忠誠,梁振英是不是應該認真思考改番一個政治正確的名字,例如叫「振中」或者叫「振共」。

不過,不正因為這種病已經是病入膏肓,才會讓梁振英這類人有機可乘,用這麼膚淺無聊的方法來販賣這一種廉價的愛國主義,從而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嗎?這樣質素的人,竟然可以曾經擔當香港特首一職,最終連想爭取連任,就連阿爺操控的選舉,仍然難以湊夠票,可見這個人有幾失敗。但竟然仍可以讓他廁身所謂國家領導層之列。這不正好證明,更失敗的可能是現在這個制度,更失敗的正是這種洗脫不了的封建殘餘政治文化。

但這一種邏輯,其實在歷史上距離現在不遠。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是因為老豆為自己改錯了名而被懷疑甚至確認為外國間諜。

要把仔女有冇英文名拿出販賣標榜,在邏輯上跟當年要強調武鬥,不能再停留在文鬥,紅衛兵頭目因而也要把自己名字中的「文」字改為「武」字有甚麼分別?

如此演繹,何不又把鄧小平幾十年前講的一句話挖出來造文章。他曾經說過「港人治港要以愛國者作為主體」,那是不是有英文名的都不能夠做特首及問責高官?

這一種邏輯,不但在歷史上距離現在不遠,近年還似有強力反撲之勢。如果他這種邏輯也可以呃到人,或者共產黨認為這一種邏輯仍然有利用價值,那就足以反映在中共治下,這個國家不但沒有隨着經濟改革開放,而在政治文化及文明上有所進步,而且可能在心智上還只停留在文革那個階段,未能吸取建國後一系列政治運動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沉重代價和深刻教訓。

梁振英啲的膚淺無聊本來不值一哂,但值得大家警惕的是他這一種膚淺無聊、反智及民族主義幼稚病的邏輯為何仍然會有市場。而且在事事講求政治正確的歪風下,這種邏輯的市場似乎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似是還在不斷擴大。香港社會是否就在大家不知不覺間,或在越來越多人在心態上作妥協的情況下,眼巴巴就讓這個社會退化至如斯地步?

早就有人說過,要這一種威權政治延續下去,當權者唯有繼續要用盡一切手段。除了鎮壓反對者之外,就是要令大部分人都繼續做順民及愚民。因此,民族主義幼稚病是一種最管用的意識形態武器。動不動就抬出民族主義的大棍子,誰不識趣便打誰。講推動民主、講保障人權、誰說反對一黨專政、誰人不同意領導人的任期可以沒有限制,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反黨反革命、就是違反民族大義、就是漢奸、就是賣國。然後就交由一眾愛國盲毛、蒼蠅五毛接力。天天如此,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誰可逆料,不知何年何日,真的可能要人人穿華服,或者鼓吹愛國者就要着中山裝,或者不可以有英文名字。

咁樣講,我自己都會懷疑是不是有點危言聳聽,是不是自己嚇自己。但不要忘記,當年老舍原本身在海外,在接受周恩來的邀請回國之時,又怎會料到有朝一日,會被紅衛兵扣上外國間碟及反革命的帽子來痛打。他跳進北大未名湖之前,不知心裏可也後悔為什麼當年沒有認真思考那些聳聽的危言。而且類似的例子也是不勝枚舉,以不同的形式繼續不斷發生。

香港有某些愛字頭及五毛的言行,與國內那些燒教堂及手上拿著iPhone宣揚杯葛美國貨的行為,可能只是程度上的分別,而且這種程度上的分別,不正在逐步拉近嗎?去七月一日晚上在尖沙咀以廣東流利粗口痛駡洋人記者的行為,與百多年前義和拳痛打西方傳教士的行為又何嘗不只是程度上的分別。從這個角度來看,梁振英的這個說法固然充滿民族主義幼稚病的邏輯,倒也是十分符合「國情」的。

因此,如果你認為梁振英這種被視為膚淺的講法只是他個人意見,沒有什麼大不了,也許是時候未雨綢繆,先為自己把英文名刪掉算了。諸君記否,2014年他在施政報告中把一份大學刊物原本沒有多少人留意的文章拿出來做文章之後,開始時大多數人都只視之為個人的意見,就連建制派政客也沒有多少人和應。到了今天,這個被梁振英及京官建構出來的所謂「港獨」問題,已經「講講吓就嚟」。今天的特首、高官、及建制嘍囉,都在百犬吠聲,說要加快制訂國家安全法的步伐了。如此下去,離開「唔改英文名才等於愛國」的日子,真的還會很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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