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文30+2，他跟很多八十後一樣，讀書時跑去做兼職和實習，畢業後打過幾份工。
打工，有人為了糊口，有人為了供樓，更多的人可能只是在營營役役之中迷失，望不到前景，找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林正文在不同工作種類中，看到基層弱勢的困境，他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可以為佢哋做啲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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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文的第一份「工」，正確來說是大學功課之一，是做碼頭保安。中年讀者或有印象，林正文曾於2003年反對廿三條立法，並成立中學生聯盟，當時他認識了在香港推動公民社會和民主運動的朱耀明牧師、陳健民教授、鄧偉棕律師，對社會學產生興趣，還以陳健民為榜樣，希望可以成為教授，於是跑去中文大學讀社會學，又參與勞工抗議運動，雖然不是走在最前線，卻又不知不覺種下了種子，靜待發芽。
「社會學要做project，研究清潔工、保安等基層工人嘅待遇。所以我走去報做地盤工、清潔工，睇吓有冇得寫份觀察報告。」林正文自言出身小康之家，在此之前，對於基層的生活面貌並不掌握，最後在碼頭當了保安，衝擊甚大，甚至有「乜原來佢哋係咁架」的感覺。
「我喺船塢見到嘅工人，佢哋同我想像中好唔同，我未接觸過一個工作環境係講咁多粗口，日日都講粗口，但佢哋係好善良，遇到生活中嘅困難亦會處之泰然。有個阿叔俾啲鐵刮到，隻手流咗好大堆血，佢行入嚟保安室，仲喺度講笑話今次隻中指包住好大隻，跟住其他人又笑住答，『係囉，咁咪叻囉，咁X人時咪可以勁啲囉！』不過我都唔想美化呢個環境，尤其係我做咗律師之後，接觸到好多基層工人，佢哋面對嘅困難係好大，係好難經常笑哈哈咁面對。」
平時我們在住所、商廈見到保安員，最多只會點頭微笑，更多的是當這些勞動者透明，或是呼呼喝喝，視他們為食物鏈之中的最底層。事實上，每天幾秒鐘、幾分鐘的相遇，我們很難知道他們生活的困境。林正文用一個月時間「做完功課」，決定再用五個月時間繼續做兼職保安，去認識這個他不認識的世界。有一幕，他仍然印象深刻。
「有一位保安叔叔，佢妻子拋棄佢走咗，佢有個好細個嘅女要照顧。當時大家時薪係$22.5，返12個鐘，一星期返6日。佢為咗慳租，個女擺去親戚度，佢自己就住船塢，喺保安控制室後面個休息室擺帆布床喺度過夜，刷牙就行出去海邊，佢就係咁生活。當時對我衝擊好大，我冇想像過咁樣嘅生活模式。可惜依家冇再同佢聯絡，我都想知佢依家生活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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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生命中的過路人，讓林正文思考如何在工作中豐富自己，再為他人付出。當時尚在大學讀書的林正文，未確立一份「想做一世」的工作，於是又跑去試試當輔警。
雨傘運動前，市民對警察的反感程度沒那麼大，警民對立較少，他當時一個月只做兩、三天輔警，笑說大部分時間是「行行企企、查身份證、捉人衝紅燈過馬路」，但亦有機會接觸到基層弱勢的慘況。
「試過喺大埔，有間超市報警話有人偷嘢，個疑犯得9歲，個保安話個小朋友反抗，被捉住之後仲講咗句『X你老味』。我問佢做乜偷嘢，佢話佢鍾意嗰個玩具，我問佢屋企人電話，打俾佢阿媽，冇人聽；打俾老豆，佢話冇生過個咁衰嘅仔，發脾氣唔嚟，結果父母冇嚟超市現場，我就要帶小朋友返差館。」
小孩在警署數小時，林正文負責看管。其他警員路過，知道案件後就七嘴八舌，手指指齊齊教訓小孩。林正文不想小孩認定大人都是「衰人」，想小孩知道有人會關心他，於是跟他聊天，「佢話阿爸喺屋企，但冇人理佢，佢自出自入，功課冇人理。我見佢除咗對鞋喺度撩鞋底，正常阿爸阿媽都會教細路，鞋底係污糟，但咁細微嘅嘢好似冇人教過佢......」數小時後，小孩的媽媽終於趕到，原來媽媽是清潔工，長工時之餘，工作期間聽不到電話。小孩在這樣的環境長大，林正文唏噓說，「我唯一可以就係同佢講，唔好放棄。」
他又試過收到市民報警稱有人暈倒，於是他到一個獨居老人公屋單位處理案件，可惜趕到單位時，原來老人早已離世。「佢個表情維持喺痛苦狀態，個日曆係撕到3日前，電飯煲係保溫狀態，然後有堆濕嘅衫仲未乾。事後推斷，佢喺屋企洗衫，想晾衫，又準備開飯，地下濕就跣低，如果佢即刻死，屍體會發臭腐爛，但係3日都冇臭，可能係喺地下捱咗一、兩日……親戚嚟認屍，佢哋喊得好緊要，嗰下我都忍唔住眼紅紅。」究竟是社區照顧不足，還是家人無法照顧？林正文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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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後，林正文沒有做全職警察，而是去了當教師，輔警工作一直只是兼職，前後約四年，「我唔會全職做警察，一來我性格唔適合，二來好似做緊一樣......或者咁講，我唔想咁直接批評警察，我做完輔警，我唔想自己變成正規嘅警察咁樣。」
選擇當教師，原來是想將對弱勢關懷的價值觀薪火相傳，「教書好開心，同中學生相處，唔好話啟發，而係想令佢哋諗多啲面向，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一個頂天立地嘅人，而唔只係一個讀書機器。」
在教書過程中，他向學生講六四，講廿三條立法，講勞工階層被剝削，也講當輔警見到的基層百態。學生當時還笑說，「阿Sir，你兩樣都玩晒啦，又示威，又做差人。」他的學生，後來有些加入了學民思潮，亦有人去了做地區工作。
打工，有時跟戀愛一樣，有些人大概要與工作戀愛幾次，才會摸清自己的心意。林正文看到「人生導師」鄧偉棕，一直用法律知識默默為基層處理法律訴訟個案，捍衞弱勢權利，這條路似乎才是他真正想走的路。
教書一年，林正文就辭職，到鄧偉棕的律師樓當輔助法律人員，到議員辦事處做法律支援服務，跟基層市民接觸，協助處理工傷、工業疏忽個案，亦處理一些刑事、司法覆核案件，「唔係純粹搵錢為上，符合返我認為社會上做律師係應該有啲意義嘅工作。喺度做咗幾個月，我更認定係應該要返番嚟再做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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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律師之前，他也希望自己有執法經驗，了解其他紀律部隊的運作，於是一邊兼職讀法律，也同時報考海關督察。
「海關，深刻啲嘅情況係見到有人帶毒品過關，好多時我同疑犯傾偈，我感覺上佢哋唔係啲十惡不赦嘅人，好多時都係一啲社會經濟地位、社會背景嘅問題，可能係經濟原因，或者冇人關懷佢哋嘅原因下犯案。有啲好年青嘅人，俾我哋截到，佢哋都唔知好嚴重，例如我哋見到k仔，900幾克，佢都死梗啦，十年八年走唔甩，嚟緊嗰十年八年嘅青春就冇咗，其實係好可惜嘅事。」
即使了解背後原因，也不等於林正文會對運毒、販毒的人心軟，原則那條線，他守得緊，「你帶毒品，坐監十年八年可能好重，但調返轉，如果你成功過到關，你將毒品俾人，個影響係好大。900幾克，一個人可能只係食零點幾克，你俾咁多個人食，係害緊好多個人，甚至可能佢自己都係食開嘅人。的確喺法律上係一個好難嘅決定，但都一定係要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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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督察兩年多，林正文辭職並專心全職修讀法律。2014年12月，他還穿著畢業袍在金鐘佔領區拍照，他覺得要記住這個地方，記住這樣的人爭取過甚麼，也記住自己的初衷。2015年，他正式回到鄧偉棕的律師行工作。
這三年來，他有份處理的個案，較為人熟悉的包括佔中三子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被控煽惑他人公眾妨擾罪及一些政治案件；但其實有更多時候，他處理的都是沒有鏡頭、沒有新聞報道、沒有大眾關注的個案，當中不少是與打工仔女被欺壓有關。
「做律師見到嘅社會面貌係點？各樣都有，好似工傷，以前做保安、做船塢都見過，但依家終於有嘢可以做得到。有啲係工作環境好差，僱主俾唔到足夠支援，器械壞咗又懶得去換，我啱啱處理嘅個案就係鐵片飛咗出嚟，整到工人隻眼，爆咗，佢永久得返一隻眼，我要幫佢追討僱主，僱主當然諸多辯駁.......」
另外也有清潔工要自掏荷包買工具及垃圾袋，工友為了這項本來不應由他支付的的支出，於是在清理垃圾其間執紙皮變賣，變相又會與其他清潔工友搶紙皮；有工友則會初則口角，繼而發生身體碰撞，最後更變成惹上官司，「話你搶嘢、公眾地方打架之類，可能有刑事責任。但始作俑者唔係工人喎，而是因為個僱主製造不合理嘅setting，令僱員產生要爭奪資源嘅問題喎！」
亦有清潔工的工作環境很差，食飯要躲在垃圾房，亦沒足夠的休息地方或空間，「垃圾房好多垃圾，容易有意外發生，有工友俾垃圾、紙皮絆倒，佢年紀唔細，跌親可以好大件事，可以係骨折或永久有後遺症，但通常僱主唔會咁易話為，一定會話係工友自己唔小心；好多僱主有請律師，去到勞工處或法庭，拖一年半載都未有結果，期間有啲僱主唔會出糧。以前我做學生時係見到工友有呢啲情況，依家我就可以參與可幫佢哋。」
有了律師身份，他認為終於可直接幫助到這些弱勢群體，為他們充權，皆因他以前做過的幾份工，即使看到很多不公義，他亦愛莫能助；當了律師，他就用法律知識協助事主取回公道。「做輔警仲睇到衰嘢，警察做慣手勢，好鍾意做埋法官嗰份，佢哋會自己判斷呢一個人係咪抵被懲罰。如果佢認為你係無辜、值得幫嘅話，警察係會幫你。但最大問題係，當佢認為你係有罪，咁你就死喇，因為你唔知警察幾時講真、幾時講假，佢可能同你講，冇事嘅，我幫你搞，幫你寫口供，你嗱嗱聲簽咗就走，其實可能佢心入面已一心認定你係有做過，等阿叔搞掂你。咁你就可能拎咗一份自己招認有罪嘅口供行出去，你就中咗招。」
另一例子是，佔旺期間時任警司的朱經緯用警棍打人，由警察守則角度去到法律層面，究竟朱經緯是否違法？「公開可以知道嘅守則嚟講，使用武力係要合乎比例、有逼切需要先用，但係喺嗰段期間，無論係我親身見到，定係我嘅朋友講俾我聽，係同我所認知嘅指引唔同，起碼朱經緯呢件事係冇可能發生。而且使用警棍係有訓練守則，有向天開、向地開、緊急開，有唔同招式，就係冇朱經緯咁樣好似趕羊咁嘅打法。至於擊打目標同埋身體部分，你要見到當事人先可以使用武力，但對峙期間，警察喺把遮後面根本見唔到嗰個人，打嘅係頭定係手，係小朋友定係老人家，但係唔理，總之一碌棍就扑落去。你話你自己計過啫，但係你係咪AI或者機械人計得咁準？」
林正文與「師傅」鄧偉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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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這些弱勢討回公道，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跟自己的荷包作對，皆因他們負擔不起高昂的律師費，很多時更需要申請法援，「喺商業世界，大企業、大銀行客戶，可以bill 7,000、8,000蚊一個鐘，而且通常bill得更足鐘，做幾多個鐘bill幾多個鐘，做上市呀、IPO呀、銀行呀，啲公司出手相對闊綽好多；如果係我做緊嘅嗰類案件，例如可以bill 3,000蚊一個鐘，一經法援，做10個鐘可能被捽到bill得返6個鐘錢。同埋我哋做工傷，代表基層員工，其他律師代表僱主、保險公司嗰啲，佢哋就有好大條水喉，一定bill得足。」
如此「搵笨」，何以要跟錢作對？「我覺得喺商業世界上，要維持法律嘅公正性，都係重要，但唔同地方都需要有人去參與，我覺得我嘅背景同性格，去支援返比較基層啲、街坊啲嘅人，係我自己想做嘅嘢。我去議辦或者去見街坊，去幫佢哋拆解疑難，幫佢哋處理不合理對待，我覺得個成就感某程度上係金錢嘅補償，例如誤墮法網嘅街坊，你可以幫佢冇事行返出嚟，係好開心嘅事。個事主開心到喊，個成功感真係好難唔記得。」
「我覺得呢份工，我可以做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