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自中國於2015年正式發表以來，國內外評論繁多，褒貶不一，大多認為區域各地機遇處處，也有指推展過程可能困難重重。台灣礙於近年來兩岸關係欠佳，特別是現時由民進黨執政，能參與一帶一路的空間似乎有限。為打破被區域經濟邊緣化的危機，蔡英文政府上台後提出「新南向政策」，所涉及的東南亞區域與「一帶一路」所提的有不少重疊。雖然蔡英文在去年玉山論壇指兩者應是相輔相成，但外界解讀兩者的競爭況味甚濃。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台灣內部如何分析「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推展？怎樣理解它與「新南向政策」的關係？四月下旬筆者帶著這些問題出席了由香港教育大學大中華研究中心主辦的「台灣觀點下的一帶一路與東南亞」研討會。出席這次研討會的學者都是台灣從事東南亞研究的頂尖學者，是在北、中、南部大學研究「一帶一路」或「新南向政策」的研究單位的領頭人。
研討會的論文主要是不同國家的個案去分析，但開首第一篇可說是對「一帶一路」一個宏觀的考察。國立中正大學的李佩珊教授用「人口紅利」的角度去分析「一帶一路」的動向，甚為嶄新。她指出中國希望透過中、高端市場經濟，引動國內外的高端技術人口流動和移民，帶來人口紅利。所以，「一帶一路」不只是西方學者所謂的供應鏈建構，而是一個創造內需和市場，並進一步將周邊國家納入中國影響力範圍的戰略。相對於西方所指的「朝貢體系」，李教授認為現時中國更像是建立「大中華制度主義」，把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勞動人口轉化為「泛中華民族」，建立人口紅利，是一種以中華民族為中心的新形態。至於台灣，就應該著眼於如何借助中國龐大的實力下，嘗試獲取相對地更合用於台灣的人口紅利。
第二位講者是正修科技大學的戴萬平教授，據悉也是這次研討會的台方召集人。他認為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會產生什麼變化，應該從當地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去反思，這也是研討會大部份講者大致上認同的觀點。以菲律賓為個案，戴萬平指出「一帶一路」面對六方面的挑戰，首先，菲律賓的外交政策受政治制度影響，每次選舉之後，新總統對中國的立場都可能不一樣；第二，南海問題存在很大的風險；第三，貪腐與官僚主義令投資不一定能落到實際項目上；第四，地方經濟遇到家族式壟斷，基建需要本土資金的配合；第五，菲律賓的社會不穩定和恐怖活動影響當地人員的安全；最後是來自美、日、韓在當地的競爭，各自也有提出與東南亞交往的計劃，令變數愈見複雜。至於台灣，雖然「新南向政策」沒法在同一個衡量點上與「一帶一路」競爭，但可以利用與東協國家的文化相似性，發揮其軟實力。
之後是近年來與中國關係比較密切，而且有大量華人聚居的國家 ── 馬來西亞。當年協助中國與東協建立關係的，正是馬來西亞，所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的王文岳教授認為馬來西亞在「一帶一路」中有特殊的地位。理解二者的關係，有三個元素，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帶一路」代表著「中國中心倡議」，而這也正挑戰著馬來西亞一直以來奉行的「東協中心性」；加上現時受中國支持的首相納吉備受醜聞困擾，令「一帶一路」連帶受到社會各界的質疑。
另一個與中國關係特殊、也有大量華人聚居的國家新加坡，由國立政治大學的孫采薇教授探討。她從新加坡政府高層的公開發言中發現，新加坡在「一帶一路」提出的初期，反應較其他東南亞國家冷淡，新中關係更經歷低潮。直到2017年下半年，新加坡高層才「轉向」逐一表態支持「一帶一路」。與其說新加坡是「轉向」，從更長的歷史脈絡來看，其實是一貫的「避險」策略。由於經濟層面上中國的威脅遠比機會小，所以新加坡就會支持，即使在新中關係低潮，實務性聯繫（如簽訂合作協議）並未受到影響。但在面對「一帶一路」以至其他政治及安全層面的問題時（如南海問題），新加坡還是有很大程度的不安，所以初期對「一帶一路」有所躊躇，也是情理之內。
各篇當中，佛光大學的陳尚懋教授是最為直接地將「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進行比較的，個案是它們在泰國的實踐。陳教授主要以「一帶一路」中的硬實力「設施聯通」與軟實力「民心相通」，與「新南向政策」的人才交流來作比較。泰國是中國進入印度洋的重要管道，因此在泰國的硬實力實踐包括幾條重要的交通要道，如昆曼公路、曼谷－土瓦經濟走廊、中泰鐵路等。在軟實力方面，泰國是在東南亞中設立最多孔子學院/學堂的國家，中國的志願者教師的數目也非常可觀，當中也有很多泰語的專業人才。反觀台灣在這方面暫時沒法跟上，而泰國學生在台灣的數量也相當少（只有大約1%），泰國與其他國家的大學簽訂的合作備忘錄也比台灣多。有見及此，台灣教育部也推出新南向人才培育計劃的八個面向，但成效如何，尚待觀察；而這一切都要視乎泰國軍政府在2019大選之後能否繼續執政，可見泰國的國內政治才是影響兩大項目實踐的關鍵因素。
文藻外語大學的簡赫琳教授關注另一個中南半島國家 ── 寮國（中國稱為老撾）。她以不同利益關係人的角度來分析「一帶一路」對寮國的影響，也應用了一些發展研究的概念，包括發展兩難（development dilemma）、包容性成長（inclusive growth）、依賴性發展（dependency）等等。「一帶一路」在寮國的贏家首先是主導的中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其次是中國的國企，因為只有它們敢承辦這些大計劃；另外還有一些寮國邊界地區的小商家、中國移民、外資銀行、非法商人等。雖然寮國政府是否贏家還是未知之數，但輸家一定是因為基建而被迫遷的草根老百姓。寮國現時也面對收入不平等、生態、教育等發展兩難問題，加上貪腐問題嚴重，而「一帶一路」本來就不是為了幫助窮人而設計的計劃，故此那些項目都集中在寮北的發達地區，似乎令寮國現時在某程度上成為了大國的附屬衛星國（satellite nation）。
最後是國立成功大學的宋鎮照教授與洪鼎倫先生以汶萊為個案。中國與汶萊是不是大鯨魚與小蝦米的關係呢？雖然汶萊的經濟、人口都比澳門還少，但汶萊在區域的戰略位置很重要：汶萊與東南亞區域的連接是在東南亞海島的中間點，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著中國在整個婆羅洲的利益。汶萊於2008年出台的《汶萊2035計劃》的八大戰略包括教育、經濟、安全、機制發展等領域，與「一帶一路」的「五通」有對接的機會。例如是「民心相通」，汶萊需要技術產業多樣化的人員，他們提出中國可以有機會去當地設立技術專門的分校，輸出中國的技術。
經過一整天「馬拉松式」的研討會，筆者發現面對東南亞這個區域經濟網絡，「台灣觀點」下的一帶一路其實多多少少呼應著現時台灣的處境，與其說「一帶一路」與「新南向政策」是政治競爭和外交角力的關係，不如說兩者都需要從對方的經驗學習如何更為貼近現實。當然，台灣的經濟實力不能與大陸相比，但在軟實力如人才、文化方面，還是有其過人之處；在反思一帶一路時代台灣的出路的時候，這或許是當天出席的學者們都會認同的。
據悉，這批論文經修訂後會結集成書，在香港出版。實在值得關心中國、台灣與東南亞關係的朋友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