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帕慕克的記憶正確，到了20世紀上半葉，伊斯坦堡的一些殘存猶太居民仍然在家中的牆壁上掛着當年格拉納達老房子的鑰匙的話，那麼哪些當年被迫離開安達魯斯的穆斯林又該怎麼辦呢？據說直到今天，特別是在北非，每當有人說起安達魯斯（Al-Andalus）這個名字的時候，它的聲音就會在空中構築出一片有柱廊回繞的大理石中庭，陽光下一座噴泉流水淙淙。安達魯斯，一段失落的黃金時代，一座山丘上粉紅色的宮殿，一個永遠回不去的老家，是伊斯蘭世界裏面總能喚起些許甜美而悲哀回憶的傳說。
甚至對很多現代基督徒，乃至於沒有任何信仰的人而言，安達魯斯也是一個值得追憶的對象。因為在這個世俗化的年代，一個人們口中的「好穆斯林」往往就意味着一個比較世俗化的穆斯林，而非一位謹遵聖訓的虔敬信徒。而傳聞中的安達魯斯正是那樣的一個地方，雖然是個穆斯林王國，但是各種宗教信仰和族裔都得到了寬容的對待，猶太教徒可以當上宰相。知識和智慧受到尊重，學者們能夠任意查閱來自各種文化的古老典籍，同時創發可能會背離正統的嶄新思想。文化與藝術蓬勃發展，阿拉伯建築中極盡曲折繚繞的線條在這裏達到了高峰，西班牙吉他的根源則在此時種下。繁盛的城市，喧嘩的街道，總有人兜售來自整片地中海世界的商品，總有人夜半飲酒尋歡，相信真主的寬大多於誡條。甚至連同性性行為，都在宮廷中被普遍認為是一種值得嘗試的甜美禁果，處於半公開的狀態。這個地方不止孕育了中古猶太神學最偉大的導師，以及亞里士多德哲學的阿拉伯傳人（那時候，亞里士多德在西歐是被禁止的）；甚至曾經有過這麼一位遠道而來的留學生，入讀當時全歐洲規模最大的大學，後來回去還當上了天主教的教宗。
安德魯斯究竟是不是真像人們所描述的那樣，在學術界裏面仍然引起爭議。但是很多人還是願意相信，那樣的時代是真的存在過。因為它也許能夠證明，穆斯林有另一種選擇，甚至整個世界都還有另一種選擇。我們不一定要狂熱擁抱某種信仰，不一定要盲目擁抱某種身份，陌生人可以是我們的鄰居，因為世界本是一座枝葉繁茂，果實纍纍的花園。
所以1492年是一個值得記住的年份。在這一年，穆斯林治下安達魯斯最後而且最輝煌的據點格拉納達淪陷，現在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阿罕布拉宮易主，掛上了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旗幟。那時候的西班牙人簡直就像是天主教中的塔利班或者ISIS，盛產狂熱分子，用聖戰的態度來爭奪領土，一旦掌握全境，便不止迫害留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穆斯林和猶太人，後來甚至還向全歐洲輸出令人聞風喪膽的宗教裁判官。正好就在這一年前後，「非洲人萊昂」（Leo Africanus）誕生了，被迫從嬰兒時期就開始踏上他終身不斷的旅程。「非洲人萊昂」是個偉大的旅行家，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暢銷書作者，在羅馬冠上過美第奇家族的姓氏，出入各國宮廷。但他原本也是一個安達魯斯人，對他而言，格拉納達這個故鄉，大概就像香港之於今天九七後才出生的年輕人，是流亡他鄉（或者移民）的父親坐在躺椅上發呆，口中呢喃的一個名詞；是母親夜半飲泣，低聲訴說的一則故事。他留下了一些著作，記錄了他在世界各地的見聞，可惜這裏頭並不包括安達魯斯和格拉納達。這種空白留下了任人想像的空間，誘發了一些作家和藝術家去把它填滿的衝動。
阿敏．馬盧夫（Amin Maalouf）是黎巴嫩作家，生長在當年非常國際化的貝魯特，母親是擁有土耳其血統的埃及天主教徒，父親是來自希臘的東正教信徒。黎巴嫩內戰之後，他移居巴黎，自此以法文寫作，不止獲得了「鞏古爾獎」，最後還當上了法國學術院院士。1986年，他第一部小說《非洲人萊昂》一出版，便立刻為他帶來全球文壇的讚賞。很多評論家認為，這部詩意盎然的小說就像一張魔毯，能夠帶領讀者穿過家中衣櫥的後壁，進入一個我們不曾聽聞過的世界。這會不會是因為以他的背景，他特別能夠體會「非洲人萊昂」旅程的意義，以及格拉納達和安達魯斯的價值呢？
在小說的一開頭，他就用「非洲人萊昂」的口吻，界定了流亡者的身份，以及五百多年之後「安達魯斯」這個象徵的啟示：
「我，稱重員穆罕默德的兒子哈桑；我，美第奇家族的約翰．萊昂。為我執行割禮的是一個剃鬚匠，而施洗的卻是教皇。人們叫我非洲人萊昂，然而我並非從非洲而來，也不是歐洲，也不是阿拉伯半島。人們叫我格拉納達人、菲斯人、札亞持人，但是我並不來自任何一個國家，也不來自任何一個城市，任何一個部落。我出生在路上，沙漠裏的商隊才是我的國家，我的生活命中註定般充滿了各種不可思議的旅行。
我的手腕感受過絲綢的光滑，羊毛的粗糙，戴過王子的金鐲，奴隸的枷鎖。我的手揭開過上千面紗，我的唇吻過上千女孩，我親眼見證過城市的衰落和帝國的消亡。
你能聽到我講阿拉伯語、土耳其語、西班牙語、柏柏爾語、希伯來語、拉丁語和通俗義大利語，因為我掌握所有的語言，會說所有的禱告詞。但我不屬於它們。我只屬於上天和大地，那才是我將來的歸宿。」
原文刊在蘋果日報，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