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理論整合自一篇小弟審批中的論文；另亦受教大編委所邀稿而書寫。）
誰是香港人？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從哪裏來？眾說紛紜。有人直指：「國民的形成，是來自共同生活經驗、公共道德、歷劫的經驗、歷史、傳說、信仰。血緣和種族是其次，故此國民認同主要來自共同的文化經歷（common cultural experience）。所以，香港族群是華夏、中西遺民、夷夏之別、文明開化與野蠻閉塞之別、本土歷史與民間風俗、英殖民地的自治傳統與華夏民間的自治傳統、《基本法》賦予香港的實然主權。」（陳雲根，2015）；同時間，亦有人說「以香港為家的人，無論出生出處，不管種族膚色，只要珍惜這個身份，秉持及傳承民主、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等核心價值及其體制建設，願意為這個地方的社會、經濟及文化建設努力的，都是香港人。」（公民黨，2016）；當然亦有人說：「新移民不一定就是他者，如果一個新移民來了香港，主動學習廣東話，認同香港的文化和核心價值觀，那他／她也可以是我者。」 （梁天琦，2016）
三種主流不同的「香港民族」論述，其實正正是反映當代兩大家的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公民 / 自由民族主義（Civic / Liberal nationalism）以及在想像的共同體中，筆者認為混合了前兩者特色的語言民族主義（Linguistic nationalism）。
族群民族主義
在族群民族主義傳統中，學者Anthony D.Smith將「民族」定義為六個維度：
1. 擁有歷史上民族的集體名稱去作為他們自己的民族本質；
2. 擁有一個共同的血統神話，因為當中用作交流和動員的民族符號已成為集體經驗透過編年史、史詩和民謠將其傳遞一代又一代，所以神話被視為一種對社會團結和社會自我肯定的情感和一致性，結合了對社區歷史和情況的詩意隱喻 ；
3. 擁有共享記憶的共同歷史；
4. 擁有獨特的共享文化將成員綁定在一起，並在語言、宗教、習俗、機構、法律、民俗、建築、服飾、美食、音樂，藝術甚至膚色和體格方面將他們的成員與外部人員分開；
5. 擁有作為民族家園的疆土，應該有神聖的中心位置及外部的認同，他認為是地球領土和它的民族社區之間的共同感；
6. 擁有一種強烈的團結感及歸屬感，並可以在有壓力和危險時期可以超越社區內的階級，派系和地區分歧（Smith，1986）。
古代歷史和神話的民族遺產，讓人們共享這些集體記憶，令族群成員綁在一起，並將他們與外人分開。通過文化，它在族群的「家園」上建立了集體身份和歸屬感，並且願意為保護它而做出自我犧牲。再者，Geller認為在工業化過程中，許多已經被規範化的貴族「花園」文化會將透過「社會化」及公共教育得以維持，所以同時，許多非正規的「低文化」在現代社會中難以生存。當這些人不能適應相對「高文化」的價值觀念，就會造成了「低文化」社會的不滿（Gellar，1983; Gellar，1996）。所以，這從而導致族群民族主義與普世價值觀之間的相互矛盾之一。
公民／自由民族主義
然而，高舉普世價值觀的公民／自由民族主義者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提出的純粹文化邊界限制對於政治和文化交流是危險的（Shein，2007），特別是以「血緣」和「膚色」作為文化等觀點，相當帶有法西斯種族主義排外色彩。Geller認為工業革命不僅創造了族群民族主義，而且創造了以「高文化」現代價值觀為核心的公民／自由民族主義（Gellar，1983）。公民／自由民族主義者相信「自由平等的普世價值觀，無論其文化，種族或地理背景如何，每個人都有資格獲得這些價值。這些價值觀亦強調了忠誠於國家的重要性，以及活躍政治生活的重要性。」（Shein，2007）Kymlicka說，自由民族主義強調「個人自由與文化身份之間的結合，即意味著」個人不僅需要充分的言論和結社自由獲取信息，還需要有反思性的評估能力可以運用自由批判文化（Kymlicka 2001）。他們認為身份建構過程將建基於各民族尊重彼此價值觀的政治生活。因此，他們關注的焦點將集中在公民的政治價值觀上，他們認為一旦民主價值觀得到尊重，每個公民的文化成員資格都將得到尊重。
民族主義的第三條路：語言民族主義
但是，對於自由民族主義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政治世界主義及理想主義上，因為沒有一種民族文化能夠像他們所希望的那樣成為普遍的世界文化。例如，Anthony D.Smith批評自由民族主義者經常要求族群接受公民權及其利益，以此作為代價的是放棄其族群社區及其獨立性，私有化族群宗教以及族群文化遺產的邊緣化。對他們來說，偉大的國家和高等文化比起低文化和弱小民族來說更來得重要。（Smith，1995）Armstrong和Hutchinson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歷史記憶在國家形成中很重要，文化符號是必不可少的民族創造（Hutchinson，1987）。語言互動也是長期以來在族群之間建立族群身份的溝通守則（Armstrong，1982）。
自由民族主義未能滿足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但與此同時，族群民族主義也未能回應仇外心理和排外性批評。如何平衡兩者？
Benedict Anderson的語言民族主義成為自由民族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之間的「第三條路線」。Benedict Anderson借用Walter Benjamin的「同質的、空洞的時間同時性」去詮釋語言學（Anderson，1991）創造了民族想像共同體。他認為族群成員之間可能並不相識，但通過同一種語言，他們會感覺到他們在同時性的空洞時間上是相互聯繫和相關的，例如，他們在閱讀相同語言的小說時所表現出的同樣的反應和集體記憶。這意味著族群從閱讀和說話中區分開“我們”的語言和「他們」語言，發展出「我們」和「他們」的概念。這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釋語言民族主義的興起所在。
他的主要貢獻是解決了自由民族主義和族群主義兩大家的批評，他認為語言是不會排外的，因為當外部人願意學習語言學時，語言會願意包容他們，他們會進入同一個種族想像中的共同體（Anderson，1991）而且，他認為生命有限，若外人願意為其語言犠甡自己的時間去學習，已經是為其民族犠牲的表現。同時，語言民族主義繼承了族群民族主義的傳統，如Benedict Anderson認為集體民族名稱、共同的神話、共同的歷史，共同的文化及領土和民族團結意識是民族的起源，並會帶來強烈的民族歸屬感，更會將這些記憶轉化為一種共同的語言學。因為每一種民族語言的文字和說話都包含了所有的民族神話，民族歷史和所有上述民族文化內涵，並透過每個民族成員的家庭傳承經驗。語言因此仍然可以被區分開「他們」與「我們」概念，突出文化的獨特性，因為語言會將外人帶入不同的文化世界（Anderson，2016）。
討論：香港人身份的第三條出路
就筆者而言，我較為認同集兩家之大成的語言民族主義，是比較正面地能夠建立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是一條香港在所謂本土「排外種族主義」或左翼「理想國際主義」衝突中間的第三條出路。並如果從今以後，香港人的身分建構由語言民族主義出發的話，是否已經透過理論可以初歩推論出香港民族的主要基本框架能夠來自於：
1. 香港民族的構成來自其民族語言。
2. 香港民族語言包含了其民族名稱、共同的民族神話、共同的民族歷史，共同的民族文化及民族領土和民族團結意識的集體記憶。
3. 外部人可以透過犠牲其生命時間，學習香港民族語言進入並理解香港民族的文化世界，由他者轉化為我者。
4. 通過同一種香港民族語言，在各種不論線上線下平台使用，香港民族會感覺到在同時性的空洞時間上是相互聯繫和相關的，透過閲讀和交談，發展出「我們」和「他們」概念。
所以，下一個問題一定是：什麼才是香港民族語言？有一種說法是所謂「廣東話」或「廣府話」；但同時亦有人提出「廣東話」是一種霸權的說法：因為在香港早期原住民本來除了說「廣東話」，亦說「客家話」「旦家話」，只是後來「廣東話吞併了其他族群語言」。對於質疑，其實演化語言學者本來就提出過語言是一個演化的過程，有多份研究指出香港民族現今講的說話，經英殖洗禮，其實很多字已經混合了中英的詞彙，發音亦早已與「廣東話」或「廣府話」越走越遠，發展出香港民族自己的一套「香港話」。
所以，香港人講「香港話」，是一個構成民族的關鍵，在二十一世紀下，除了在資本主義印刷術下繼續發展民族主義，亦應該透過網絡世界丶新媒體，將「香港話」繼續入文使用，在Facebook、Whatapp、論壇創造更多香港民族的共時性。
後記：
其實，Anderson在臨終前的自傳《The Life Beyond Boundaries》 亦有提到遠距離民族主義一詞，意思是說身處在遠離故土的外地，會特別感受到民族的身份，例如外國人問你：Where do you come from？當你回答講出的那個地方名稱，其實就是最明顯的民族認同身分。又，在當時台灣228大屠殺後，本省外省人互相打鬥，但本省外省人面孔本來就差不多，當時本省人到底是如何認出自己人？原來本省人當時會一起唱他們日殖時期的皇軍歌，會唱的就是自己人。希望在若干年後，香港民族在街上相遇，不會悲哀得要哼唱Beyond的十八「從不知天高與地厚 漸學會很多困憂 也試過制度和自由。」才能認到自己一代的人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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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 B., 2016. A life beyond boundaries, London: Ver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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