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A(註：成本效益分析的簡稱)在某些場合非常好用，但處理複雜的決定，例如混合市場、經濟、健康、環境、瀕危動物的政策，以及牽涉科學不確定性和價值衝突時，有很多案例指出結果並不理想。」阮穎嫻在《土地選項效益分析之慮》中，認為土地大辯論的性質，涉及不同的知識範疇和領域，很難靠一般權衡輕重/利弊的方式，獲得滿意和合適的成果。這正是我們當下面對的一個問題，卻較少人提及，或許是因為知之不易，行之更難吧。其實，要質量並重極不容易，重質便不重量，重量便不重質，近乎命定一般。在質和量之間，似乎找不到一道橋梁，令二者對等地翻譯和有效地對話。譬如生命的價值，有人完全不能接受以幣值觀之，有人則相信生命一樣可變賣，成交與否，視乎出價高低而已。二者南轅北轍，無退讓餘地，當然也沒法收窄差距。
阮小姐接著指出：「所以有倡儀要擴充這個方法，讓眾多持份者參與，以協作及多元方式進行，令CBA執行者不能獨霸價值的話語權，同時避免忽略某些持份者。」這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可取之處，在於體現社區民主自下而上的平等精神。將話語權分散，避免集中在少數人身上，屬於技術性問題。但參與的持份者增多，無法保證不出現集體選擇困難。原則性問題始終要面對，無可迴避。
人的原則和價值觀有莫大關係，不會有一條原則是任何人都同意的，但我們可以找到一條/些粗略的原則，(有望)減低社會整體的痛苦指數——基於快樂難持久和遞減速度更快的性質，把資源用於減低人的痛苦，比較划算，理應是有責任的政府最應該看重的事情。任何原則都有漏洞，都會惹來爭議。而就算無法細緻又精準地製定取捨的原則，我們至少可確立一個照顧弱勢為先、補救過往政策失誤的大方向。放眼香港，由基層到向下流的中產皆處於一種越來越少選擇，越來越多身心壓迫的環境。這是畸形社會結構下難以靠個人之力消解的痛苦來源。土地大辯論的各個選項，理論上，都應該以消減這些無望的市民之痛苦為大前題。為了照顧特權階級的利益而移山填海---例如囤積居奇的地主和佔盡官地便宜的高球會——捨易取難，捨近圖遠，在效益上，以至道德上都站不住腳，只會進一步加深社會矛盾和絕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