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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六四廿九】黃耀明的1989:那年以為世界會變

【六四廿九】黃耀明的1989:那年以為世界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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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以下這首歌曲,是關於自由的渴求,叫做《禁色》。」

1989年5月27日,達明一派來到跑馬地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黃耀明和其他藝人一樣穿紅字白底T-shirt,頭髮梳起垂在頸後。

他獻唱一曲前說了這番話:「希望大家情緒高漲之餘,或者大家想想,在那些遊行集會和口號之後,我們需要冷靜想想我們怎樣配合民主運動,配合北京學生的步伐,或者我們想在香港爭取甚麼樣的民主。」

29年後,黃耀明依然憑歌寄意,用音樂譜下他對社會政治議題的關注。自從聲援雨傘運動,撐起了雨傘,失去了現今人人趨之若鶩的「大陸市場」,他卻說正好摸索連結世界的可能。

中國就是世界?

中環人山人海的錄音室內,「明哥」黃耀明坐在我對面。他身後牆壁貼有「達明一派Project 30」的巨型海報,他和劉以達隨意坐在馬路上,海報留住明哥80年代的長髮和笑容。恰巧,4月份他辦了個「明曲晚唱音樂會」,「明曲晚唱」是他84年在商台主持的音樂節目。他在演唱會上向大家分享藝術創作如寫歌、辦演唱會,都是一種團結同路人,排解傘後挫折感的方式。想起六四,想起二零一四,黃耀明說當年屠殺發生後,香港人雖意志消沉,仍會知是非對錯;傘運之後,令人挫折的是不但被打敗,時勢亦壞到有人漸漸不理是非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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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他是DJ也是歌手,2012年他創辦文藝復興基金會,推動本地獨立文藝創作,培育人才。他提到今年6月文藝復興基會將舉辦「搶耳音樂博覽」,邀請日本、韓國、歐洲等地的音樂單位表演外,也邀請音樂產業的從業員如唱片監製、音樂節策展人等,在這平台上認識彼此的音樂,尋找合作可能。

「以前我們只考慮大中華市場,時勢使然下,我們要想出更有創意的方法。這個博覽會希望能再下一城,將不同地方的音樂人齊聚交流經驗。可以想像是一個影展,有觀眾看電影之餘,也有電影公司選購各地電影。當然大家都要時間明白,我們希望放眼一個更大的世界。」

「是否一定要參加中國好聲音、中國有嘻哈?我們會找其他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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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和現在的香港最大的不同也許是,中國的影響力滲透到香港每個角落。他提起同樣因聲援傘運遭大陸封殺的何韻詩,早陣子到美加等地「開路」,他欣賞新生代的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努力尋找到世界各地音樂節表演的機會。現在香港人不怎麼思考「連結世界」,可能原因是中國已經太大,大得如同一個「世界」。他問,是否只能如此?不,他說。儘管中國現在財雄勢大,甚麼都可以買,可能買起美國荷里活的院線、製作公司,但是他更希望與世界有另一種方法合作。回想以前,香港樂壇則是覺得自己及不上世界,對於歐西流行音樂只可以模仿,而不能參與。

「以前玩音樂的人傾向寫英文歌詞,因為我們英文差同時中文也差,但寫英文歌詞的話,唱的人和聽的人都不必太過了解歌詞內容,或者只需營造一種像西方流行曲的氛圍。」

「但現在不同了,像盧凱彤之前到法國參與一個音樂營,和當地歌手交流,一起寫歌,路不止一條,而他們自信音樂可以讓全世界的人聽到。」

89年唱《禁色》:關於壓抑和追求自由

和黃耀明訪問,言談間不經意將兩個時代一再比對。89年的夏天,幾乎全港藝人聲援北京民運,每人穿同一款T-shirt,當時他們抱著甚麼樣的感情走到街上?北京民運的起點是民眾自發悼念逝世的中共領導人胡耀邦。他記得在電視新聞看到北京街頭聚集民眾悼念的時候,人在外國度假。5月回到香港,每個星期都有集會、上街,他說已經忘了實際有多少次,那些記憶中的人山人海的景象,尤其是5月20號掛起八號風球,4萬名港人到新華社抗議,風雨飄搖之際,他強烈感受到「有些事情將會發生,世界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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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站在跑馬地台上表演,香港人的士氣依然高昂。他和李卓人在不同位置一起見證跑馬地人山人海,人流出入不斷,司儀不時呼籲台下觀眾不要坐太久,讓等候入場的人可以進來。全港媒體都在直播,有身在北京的人不斷報告那邊的情況。他在2014年的金鐘找到似曾相識的感覺,是否香港將會大變?然而兩件事之後的發展都成為歷史。

「六四屠殺之後,大家都很驚訝,原來可以咁?」

相比之下,雨傘運動期間會主動聲援的藝人少之又少。有聲援過的人,隨時會被舉報,失掉大陸的工作機會。回到89年,黃耀明形容自己當時沒想太多,純粹一腔熱血,也許當時大陸尚未開放市場,港英政府又沒有明令禁止,演藝界可以無後顧之憂去聲援。

為甚麼唱《禁色》?他這樣解釋:「儘管《石頭記》最紅,但當時沒理由唱這首,如果能多唱一首,我會唱《你還愛我嗎》。想來想去,《禁色》在88年發行,觀眾應該有共鳴,我也覺得這首歌除了講同性戀,還講壓抑與自由。」

如時代冷酷也要去上路

黃耀明在84年認識劉以達,繼而86年推出首張樂隊同名專輯,「達明一派」與84年後步入「過渡期」的香港社會以歌同行。87年推出的歌曲《大亞灣之戀》紀下當時興建大亞灣核電廠爭議、同一專輯的《今天應該很高興》紀錄香港人移民潮、88年《你還愛我嗎》以愛情隱喻回歸。六四屠殺之後,達明一派在90年推出專輯《神經》,他形容是達明一派最政治化的一張專輯。89年11、12月左右,由周耀輝填詞的《天問》,是第一首回應六四的歌。90年他們在紅館辦3場「我愛你達明一派」演唱會,演唱會結束後,達明一派首次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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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在添馬公園的反國教集會上,達明一派在政府總部前唱出《天問》

時代說散就散,令黃耀明同樣感受良多的是六四之後,香港人移民潮再上高峰。他回憶那時香港人心頭都蒙上巨大陰霾,人人想走,最親的人也一樣。「恰巧我們活於那個時代,開始有機會創作,如果輕輕放過那個時代的素材,感覺『嘥咗』。不想辜負那個我們活過的時代,而且這30多年,可以說是香港歷史轉變最多的時代,我們恰巧在其中唱歌。」

兩個時代,黃耀明其中一個重大轉變是,他在2012年的演唱會「出櫃」。他說,創作《禁色》(88年)的時候,同性戀在香港是犯法,直到1991年立法局才正式通過同志性行為非刑事化。傘後的同志運動,他認為香港社會整體對性小眾多了理解,某程度見到有互相理解和包容的可能,不過政府立法層面上仍然未有進展。社會氣氛雖有改善,但一去到立法會就見到很大阻力,建制派議員如何君堯、周浩鼎等人的扭曲言論令他頓感議會「開倒車」。

訪問當日,他穿著一件繡著「時代那麼壞」的T-shirt,不禁好奇他以音樂人身份,經歷過30多年的香港社會,有沒有曾經找到「美好的時代」?他想了很久,說起一個沒多少人留意到,卻在他心中是「差一點點就可以很美好」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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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有沒有美好的時代本身,我都不知道。」

「達明一派初出道時也好,可以做很古怪的音樂而有人接受,以音樂講未來、講出恐懼而不會被打壓。回歸後有段日子很奇怪,不大真實,因為我仍在感受在中國政權下活著的自己。」

「到2000年代初,我們多了機會去大陸發展,過往的傷痕其實未解決到,但是中國同時展現文藝層面的豐富發展。我喜歡到中國,那裡有我的朋友,有我想去的地方如西藏,所以現在我犧牲了許多。」

「我寫過一首歌叫《廣深公路》,因為香港不再是到羅湖而止,而這件事差一點點就很美好,我發現香港太小,沒有甚麼大路讓人駕車穿梭,可以更容易去不同地方,開拓眼光。直到10年前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之後,這種美好的日子便戛然而止。」

就如《廣深公路》的歌詞一樣,「親愛的/如時代冷酷/也要去上路/如前面有路 」。即使面對傘後瀰漫無力感的氣氛,他仍會繼續摸索、追求。

記者:陳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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