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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悼念六四——一個社群主義者的暫時論述

論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悼念六四——一個社群主義者的暫時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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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時不時便會思考愛國和民族主義的問題,但難以下定論。六四又近了,或許可以藉機寫下到目前為止的想法。我高中時是愛國者,愛的是中國。進了大學,便迷上了新儒家,心中的愛國又有點變化,偏向注重文化範疇。及後幾年,社會思潮大變,本土主義興起,自己當然不可能不受影響。再到前三、四年,香港民族論和香港獨立之倡議成風,同時惹來政權反撲,迫使我再思考得深入一點。到了今天,我發現我無法信奉任何民族主義,也不愛國。不過,我仍然找到了悼念六四的根據。以下是我一些暫時(tentative)的論述,可能過幾年又會再修正、改變。

民族主義並無內在的善

我不斷想,究竟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否內在價值?民族主義是否有內在的善(inherent goodness)。到這一刻,我實在認為民族主義並無內在價值,當然也無內在的善。

不論是建基於血緣、種族、文化的民族主義(所謂「同文同種」),抑或是建基於價值取向的民族主義,都必然是政治工程,而且都經不起縝密的思考挑戰。民族主義就是說如果你屬於某民族,你便應該對該民族表示忠誠,而且應保衛該民族的權益。問題是,如果民族主義的前提——民族,本身就不穩妥,那麼又談何民族主義、談何忠誠呢?

世上無民族是自然而生的,必然是由部分人因政治目的在某些文化活價值基礎上「去蕪存菁」,繼而製造歸屬感。例如所謂的中華民族和大和民族,乃政治精英為了應對西方列強入侵而興起的政治工程之成果。明明大家樣貌有別,甚至講不同語言(漢文、滿文、藏文等),卻包攬為一個「中華民族」了。如果以價值作為民族的基礎又如何呢?例如如果我們要以價值來建立香港民族,那麼香港民族應該包含甚麼價值?提倡者可能會說要支持民主、法治等等。問題就來了:那麼投民建聯的人是否香港人?你或許會說:他們是中國人!那麼,投葉劉淑儀的人又如何呢?他們大部分都是港島中產,你可以把他們剔除在香港民族之外嗎?(老實講,更能代表香港民族的價值,可能是貪小便宜、識時務、見高拜見低踩、「精甩尾」等等。)所以民族對我而言,必然是政治工程的構作,我無辦法對此表示忠誠。

民族主義是世俗社會的宗教,內含走火入魔的種子

民族主義是世俗社會的宗教。很多人不再信有超越的神,卻又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寄託。純理性思考無法安置感情需要,因而催生了民族。民族就是新的神,民族主義就是新的宗教。宗教其一重點,在安頓死亡的問題。人無法接納無意義的死亡,因無意義帶來混亂和恐懼。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等把死亡寄託於死後永生和天上賞報,佛教則以超脫輪迴來擺脫死亡的桎梏。民族主義提出的答案,就是「為國捐軀」,或曾為國家民族大義付出過。只要建立緊密的民族,則個人的區區之死,便無足掛齒。宗教和民族主義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有「底」。你可以質疑、扣問,卻不能無止境問下去。當到底了,就只有信。對大部分宗教而言,「底」就是神。現代世界倡導政教分離,防止某宗教控制政治而令人不能扣問政權的本質。代之而起的卻是民族國家,民族成為了「底」,籠罩政治權力,而所有質疑都必須止於「底」前。民族國家,就是世俗時代的新神權國家。

而民族主義總有走火入魔的危險。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背後的根底都是民族主義,這大家應該無甚麼異議。如果我們痛恨大中華民族主義,我又想不到為何對應的方法就是興起另一種民族主義。全球民族主義回潮:波蘭人高喊希望天主降災禍於穆斯林、美國白人說只有白人基督徒方才是美國人、德國新納粹主義復辟等等,這統統都在告訴我們民族主義可以如何使人性墮落。我們可以問:民族主義是否必然走向極端,抑或可以控制在某範圍而「健康」發展?我暫時無很確切的答案。但當「舊」納粹主義衰亡到歐洲極端民族主義再興之間只有六十年,我實在無法不想民族主義本質上就藏有走向極端的種子。所以我反對民族主義。

有朋友提出香港之所以要興起民主主義,在於其「工具價值」。即香港民族主義可以團結港人,激起我們的抵抗之心,對抗中共壓迫。民族主義未必是歸宿,但卻是好工具。這論述確實很有政治智慧。但我也不能苟同。確實,孫文的革命就是靠興起漢族中心的中華民族主義而得以成功;確實,波蘭靠著民族主義(與天主教融為一體的民族主義)推翻了共產黨;確實,民族主義有很強的凝聚力以及破壞力。但正如上述,我非常懷疑有誰可以控制民族主義,或當民族主義走火時誰可以將其導正。今日波蘭成為東歐illiberal states的一員,我相信乃因當日民族主義民主化埋下了種子。

我不愛國

既然我不信民族主義,但就更難談得上信奉愛國主義(patriotism)。我不愛國。有人說愛國的意思不是愛黨,而是愛民族、愛人民、愛文化。這都是講不通的。因為如果愛國等同後三者,就根本不用分開來說。「國」可以有很多解釋,但無論何定義也必然有政治意涵。而所謂愛國,就是說因為你生在某國,所以你必須去愛,並視該國為高別國一等的。就如你必須愛父母親一樣。國是政治權力架構,是construction,是以武力支撐的,而父母親卻是實實在在的人(我們之間固然也有權力關係)。我是生「自」父母親,卻只是生「在」某國,這已導出了本質上的分別。愛人就是愛人,不用靠愛國來愛人。而且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太多惡行假「愛國」之名而行。愛國不是美德。如果一個國家把「愛國」置於其他真正美德(如公義、自由等)之上,這國家必然走向沉淪。沉淪的意思不必然是衰落,可以是道德沉淪的強國。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我似乎只是挑愛國主義最差的部分來批評,這樣可能對提倡愛國的人不太公道。畢竟要批評某論述,首先要給予該論述「最強意的解讀」(鄭宗義教授語)。那麼,有否好的愛國主義,或「健康」的愛國主義呢?確實,「愛國」和民族主義一樣,有極強的凝聚力,在打仗時尤其有用。然而,愛國主義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因為你生在此國,所以你就要愛」。我以為,這本質上就是愚昧的。好東西不可能建立在愚昧之上。不論你有多批判都好。

這裡也談一談民族性。既然我不信民族主義,自然也不信民族性。民族性的意思,就是有清晰容且易界定的民族,而該民族的人都必然有某些特質。這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近年香港人談民族性,當然都是衝著中國人來說。坊間會認為,中國人都是吵、亂、髒、無理、無教養、接納獨裁等等(總之就是「小農基因」)。如果說全中國人都是這樣,那毋庸置疑是假的。但我想提出民族性的人,真正的論述是「大部分」中國人都是這樣的。這點比較難反駁,因為就算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也實在有這種印象。你只要坐一下東鐵,就會明白。這切身感受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要說的是,即使有如此這麼多惡劣的中國人,是否就代表我們要連美善的中國人也一併蔑視之?我想,在全香港中,也無法找到一個比李旺陽更勇敢的人。比起劉曉波和劉霞,我們又有何資格說自己高尚呢?我們不需要包容壞的中國人,但也應該尊敬好的中國人。有趣的是,有些說中國人都有「小農基因」的人,卻會說美國人都是文明的、崇尚自由、有教養。他們一定未曾踏足過美國。我在這邊上課時有位教授曾說,他非常相信,如果美國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應該把所有穆斯林都逐出境,投Yes的肯定會比No的多。This is America.既然我們不應該包容壞的中國人,也無理由包容壞的美國人。當然也不應該包容壞的香港人。

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

然而,我心中卻很矛盾。如果我嚴格秉持上述意識形態的話,似乎我就必須是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或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所謂世界主義者,就是要無差等、不分國籍泛愛或起碼平等對待所有人。但這與我的經驗和真實的內心世界確實不符。如果你問我關心香港人多一點,抑或巴西人多一點,我肯定會毫不猶疑答關心香港人多一點(甚至不是一點而已)。同時我又極力崇尚講粵語、寫正體字,也很愛香港的很多事情以及中華文化。如何解決這種實在心態和反民族主義、反愛國的理念呢?

我思索了一段時間,暫時想提出一種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thin cultural-communitarianism)。對,這是我粗疏構想出來的。我們生活在社群內,必然會有歸屬感,這是不需否定的,甚至應該保護之。因為人不可能是在虛空中生活,一切(或起碼大部分)的意義都要在社群中方才能找到或實踐出來。而社群必然會製造出文化,而不同社群就有不同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和歸根之處,因此我們應該「批判地保衛」(critically defend)社群文化。為甚麼要「批判地」呢?因為文化不都是好的。如果所有文化都必須毫無餘地全力保衛,則很容易造成壓迫。所以要「批判地」,不斷evualuate。至於為何是「淺薄」呢?因為文化都應該保持開放,容許接納並融合外來文化的可能。而容納與否,應該要透過社群的商議而行(through deliberation)。生活在同一社群,就有責任共同參與社群的事,包括文化發展。社群是大家共同建立的,大家也從社群中得到資源,自然也需要大家共同維繫。

這種所謂的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一來可以防止文化僵化而造成壓迫,二來也提供理據去抵抗文化侵略。如果有外來文化藉著政治力量入侵,並要建立霸權,則社群可以甚至有責任抵抗之。正如有人要「推普滅粵」,我們就有責任抵抗。如此,我們(或我自己)就可以繞過「愛國」和「民族主義」的虛妄(甚至虛偽),而自稱為香港人。當然,如何界定社群,又是一難題,也無法完全避開疆界。但我希望嘗試把重點投放在文化,並去除政治忠誠、驕傲、國家在上等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特性。

我借了一點新儒家的論述,但同時又不全盤接收。我很敬佩牟宗三先生的智慧和狂氣。但他認為建國是民族的最理想和最終的目的地,我不同意。新儒家學者那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固然主要是為中國文化辯護,但其實也提出了世界各文化應該平等對話。如果世界對中國文化應該有同情和敬意,則我們對所有文化都應該有同情和敬意。他們也強調所有研究中國文化者應該要「加以反省檢討」。我所採納的,是「平等對話」、「同情與敬意」,和「反省檢討」。

有何理由不悼念六四?

既然我不信奉民族主義,又不愛國,又不是世界主義者,那麼我還可用甚麼理據去說我們應該悼念六四呢?

在這之前,不如先談談近來一些不悼念六四的理由。我不想爭論支聯會的定位和往績,因此希望廣泛而論應該公開悼念與否,而不是討論應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與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程鋒(非王澄烽)表示:「我不會特別框定,當中國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便認為香港人就要去支援。而是世界上,無論日本、泰國等等,遇到災難或不好的事情,香港人……都總會有香港人去支援。」(見《議事論事》)這其實是非常偉大的世界主義論述:不分國籍,同樣伸出援手。然而,從這論述推出的結論,應該是要舉辦活動悼念世上所有(或起碼主要)的慘劇,例如二二八慘劇、盧旺達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等等,而不是不舉辦任何悼念活動。

另一位大學生表示:「老實說,曾參與六四這件事(按:一般稱為屠殺、屠城或慘案)的人,其實我們可能未必認識。這件事你聽很多人講,可能會很觸動。但一定比不上你曾經親身真實參與過,和你身邊有朋友參與過的事件那麼震撼,和那麼能impress到你。」這一點我也同意,這是人之常情。她繼而說:「我自己會先致力於和我自己貼身一點的事上,可能關心一下身邊認識的抗爭者。」(同樣出自《議事論事》)這點我也同意,因為人的關心必然都是由內而外擴張。問題在於「先」關心甲,不等於永遠不用關心乙。而且還有一個前設:就是悼念六四真的會大量抽掉本來用於香港抗爭的資源。我對此很懷疑。

悼念六四無須愛國,亦非純粹出於人道主義

好了,那麼我又可以提供甚麼理據去指出我們應該公開悼念六四呢?確實,當我說我不愛國,又反民族主義時,我肯定不可能支持支聯會的論述,也與主流論述相左。但我仍然想到應該做的理據。

其實為何我們會關心臺灣的民主發展?為何我們會關心太陽花學運?為何我們當中甚至有人會關心二二八慘案的轉型正義問題?如果中國是鄰國,那臺灣也肯定是鄰國。如果鄰國的民主發展與自己無關,不應該去關心,那麼我們就既不應關心中國民主,也不應關心臺灣民主。我們關心臺灣,我想到可能的理據有二:(一)港、臺都受到中共壓迫,我們有共同敵人,因此會感同身受,繼而同仇敵愾;(二)畢竟大家地理和文化上較近,難免有多點親切感。如果以上理據成立,則我想不到為何我們就不應該關心同樣被中共打壓的中國民主運動。我這裡說的是「關心」(或「支持」)而不是「建設」,因為談「建設」需要更強的理據。關心可以是聲援,也可以是捐助,或多了解。然而我們當中有朋友是真的「漠不關心」。用同樣邏輯,我們應該連澳門也不應該去關心(更遑論大馬)。

別人曾聲援我們,我們應該報以謝意。當別人受壓迫時,我們也應該轉過來聲援別人。這叫互惠互助(reciprocity),我認為是很基本的做人操守。佔領時,不少中國民運人士因為聲援我們而被迫害。既然如此,我們是否也應該聲援一下他們的民主運動呢?即使認為中、港民主運動應該分割,也應該無阻兩運動互相鼓勵。當然,聲援無甚麼實際作用。但聲援是激勵,是告訴抗爭的人:你們並不孤單。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乃記憶之爭。自由與專制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相與謊言的鬥爭。六四屠城,是中共犯下的罪行,這是鐵實的歷史。中共要掩蓋歷史、歪曲歷史,而全世界都願意為中國的生意而忘記六四。或許是歷史的偶然,我們香港成為保留六四歷史最主要的地方。而公開悼念(強調公開),就是阻止歷史褪色,阻止中共壟斷歷史詮釋。無錯,對推進中國民主未必有很大作用。卻能阻止遺忘,阻止思想和記憶倒退,對抗專制進一步擴張。這是歷史交給香港的重任。即使香港和中國真的分為兩國,這份歷史責任也不會因此而消失。

小結

我可以預見一些對以上論述的挑戰:究竟所謂文化社群與民族之間有多大分別?是否只是換一個名字而已?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否合理?對於理論上的挑戰,我樂意聆聽,看看是否可以修正。畢竟以上論述,只是實驗性質,而我之於政治理論也實在是外行人。然而對於應否公開悼念六四,我不打算讓步。因為本來就無讓步的餘地。可以辯論應否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但我實在找不到理據證成不應或不需公開悼念。毋忘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支持中國民主,應該是我們共同的呼喊。

(圖:Time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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