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時不時便會思考愛國和民族主義的問題，但難以下定論。六四又近了，或許可以藉機寫下到目前為止的想法。我高中時是愛國者，愛的是中國。進了大學，便迷上了新儒家，心中的愛國又有點變化，偏向注重文化範疇。及後幾年，社會思潮大變，本土主義興起，自己當然不可能不受影響。再到前三、四年，香港民族論和香港獨立之倡議成風，同時惹來政權反撲，迫使我再思考得深入一點。到了今天，我發現我無法信奉任何民族主義，也不愛國。不過，我仍然找到了悼念六四的根據。以下是我一些暫時（tentative）的論述，可能過幾年又會再修正、改變。
民族主義並無內在的善
我不斷想，究竟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否內在價值？民族主義是否有內在的善（inherent goodness）。到這一刻，我實在認為民族主義並無內在價值，當然也無內在的善。
不論是建基於血緣、種族、文化的民族主義（所謂「同文同種」），抑或是建基於價值取向的民族主義，都必然是政治工程，而且都經不起縝密的思考挑戰。民族主義就是說如果你屬於某民族，你便應該對該民族表示忠誠，而且應保衛該民族的權益。問題是，如果民族主義的前提——民族，本身就不穩妥，那麼又談何民族主義、談何忠誠呢？
世上無民族是自然而生的，必然是由部分人因政治目的在某些文化活價值基礎上「去蕪存菁」，繼而製造歸屬感。例如所謂的中華民族和大和民族，乃政治精英為了應對西方列強入侵而興起的政治工程之成果。明明大家樣貌有別，甚至講不同語言（漢文、滿文、藏文等），卻包攬為一個「中華民族」了。如果以價值作為民族的基礎又如何呢？例如如果我們要以價值來建立香港民族，那麼香港民族應該包含甚麼價值？提倡者可能會說要支持民主、法治等等。問題就來了：那麼投民建聯的人是否香港人？你或許會說：他們是中國人！那麼，投葉劉淑儀的人又如何呢？他們大部分都是港島中產，你可以把他們剔除在香港民族之外嗎？（老實講，更能代表香港民族的價值，可能是貪小便宜、識時務、見高拜見低踩、「精甩尾」等等。）所以民族對我而言，必然是政治工程的構作，我無辦法對此表示忠誠。
民族主義是世俗社會的宗教，內含走火入魔的種子
民族主義是世俗社會的宗教。很多人不再信有超越的神，卻又找不到可以安身立命的寄託。純理性思考無法安置感情需要，因而催生了民族。民族就是新的神，民族主義就是新的宗教。宗教其一重點，在安頓死亡的問題。人無法接納無意義的死亡，因無意義帶來混亂和恐懼。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等把死亡寄託於死後永生和天上賞報，佛教則以超脫輪迴來擺脫死亡的桎梏。民族主義提出的答案，就是「為國捐軀」，或曾為國家民族大義付出過。只要建立緊密的民族，則個人的區區之死，便無足掛齒。宗教和民族主義最重要的特質，就是有「底」。你可以質疑、扣問，卻不能無止境問下去。當到底了，就只有信。對大部分宗教而言，「底」就是神。現代世界倡導政教分離，防止某宗教控制政治而令人不能扣問政權的本質。代之而起的卻是民族國家，民族成為了「底」，籠罩政治權力，而所有質疑都必須止於「底」前。民族國家，就是世俗時代的新神權國家。
而民族主義總有走火入魔的危險。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和軍國主義，背後的根底都是民族主義，這大家應該無甚麼異議。如果我們痛恨大中華民族主義，我又想不到為何對應的方法就是興起另一種民族主義。全球民族主義回潮：波蘭人高喊希望天主降災禍於穆斯林、美國白人說只有白人基督徒方才是美國人、德國新納粹主義復辟等等，這統統都在告訴我們民族主義可以如何使人性墮落。我們可以問：民族主義是否必然走向極端，抑或可以控制在某範圍而「健康」發展？我暫時無很確切的答案。但當「舊」納粹主義衰亡到歐洲極端民族主義再興之間只有六十年，我實在無法不想民族主義本質上就藏有走向極端的種子。所以我反對民族主義。
有朋友提出香港之所以要興起民主主義，在於其「工具價值」。即香港民族主義可以團結港人，激起我們的抵抗之心，對抗中共壓迫。民族主義未必是歸宿，但卻是好工具。這論述確實很有政治智慧。但我也不能苟同。確實，孫文的革命就是靠興起漢族中心的中華民族主義而得以成功；確實，波蘭靠著民族主義（與天主教融為一體的民族主義）推翻了共產黨；確實，民族主義有很強的凝聚力以及破壞力。但正如上述，我非常懷疑有誰可以控制民族主義，或當民族主義走火時誰可以將其導正。今日波蘭成為東歐illiberal states的一員，我相信乃因當日民族主義民主化埋下了種子。
我不愛國
既然我不信民族主義，但就更難談得上信奉愛國主義（patriotism）。我不愛國。有人說愛國的意思不是愛黨，而是愛民族、愛人民、愛文化。這都是講不通的。因為如果愛國等同後三者，就根本不用分開來說。「國」可以有很多解釋，但無論何定義也必然有政治意涵。而所謂愛國，就是說因為你生在某國，所以你必須去愛，並視該國為高別國一等的。就如你必須愛父母親一樣。國是政治權力架構，是construction，是以武力支撐的，而父母親卻是實實在在的人（我們之間固然也有權力關係）。我是生「自」父母親，卻只是生「在」某國，這已導出了本質上的分別。愛人就是愛人，不用靠愛國來愛人。而且歷史告訴我們，世界上太多惡行假「愛國」之名而行。愛國不是美德。如果一個國家把「愛國」置於其他真正美德（如公義、自由等）之上，這國家必然走向沉淪。沉淪的意思不必然是衰落，可以是道德沉淪的強國。Patriotism is the last refuge of a scoundrel.
我似乎只是挑愛國主義最差的部分來批評，這樣可能對提倡愛國的人不太公道。畢竟要批評某論述，首先要給予該論述「最強意的解讀」（鄭宗義教授語）。那麼，有否好的愛國主義，或「健康」的愛國主義呢？確實，「愛國」和民族主義一樣，有極強的凝聚力，在打仗時尤其有用。然而，愛國主義的最基本原則，就是「因為你生在此國，所以你就要愛」。我以為，這本質上就是愚昧的。好東西不可能建立在愚昧之上。不論你有多批判都好。
這裡也談一談民族性。既然我不信民族主義，自然也不信民族性。民族性的意思，就是有清晰容且易界定的民族，而該民族的人都必然有某些特質。這是本質主義（essentialism）。近年香港人談民族性，當然都是衝著中國人來說。坊間會認為，中國人都是吵、亂、髒、無理、無教養、接納獨裁等等（總之就是「小農基因」）。如果說全中國人都是這樣，那毋庸置疑是假的。但我想提出民族性的人，真正的論述是「大部分」中國人都是這樣的。這點比較難反駁，因為就算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也實在有這種印象。你只要坐一下東鐵，就會明白。這切身感受也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要說的是，即使有如此這麼多惡劣的中國人，是否就代表我們要連美善的中國人也一併蔑視之？我想，在全香港中，也無法找到一個比李旺陽更勇敢的人。比起劉曉波和劉霞，我們又有何資格說自己高尚呢？我們不需要包容壞的中國人，但也應該尊敬好的中國人。有趣的是，有些說中國人都有「小農基因」的人，卻會說美國人都是文明的、崇尚自由、有教養。他們一定未曾踏足過美國。我在這邊上課時有位教授曾說，他非常相信，如果美國舉行公投決定是否應該把所有穆斯林都逐出境，投Yes的肯定會比No的多。This is America.既然我們不應該包容壞的中國人，也無理由包容壞的美國人。當然也不應該包容壞的香港人。
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
然而，我心中卻很矛盾。如果我嚴格秉持上述意識形態的話，似乎我就必須是世界主義者（cosmopolitan）（或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者）。所謂世界主義者，就是要無差等、不分國籍泛愛或起碼平等對待所有人。但這與我的經驗和真實的內心世界確實不符。如果你問我關心香港人多一點，抑或巴西人多一點，我肯定會毫不猶疑答關心香港人多一點（甚至不是一點而已）。同時我又極力崇尚講粵語、寫正體字，也很愛香港的很多事情以及中華文化。如何解決這種實在心態和反民族主義、反愛國的理念呢？
我思索了一段時間，暫時想提出一種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thin cultural-communitarianism）。對，這是我粗疏構想出來的。我們生活在社群內，必然會有歸屬感，這是不需否定的，甚至應該保護之。因為人不可能是在虛空中生活，一切（或起碼大部分）的意義都要在社群中方才能找到或實踐出來。而社群必然會製造出文化，而不同社群就有不同文化。文化是人的創造和歸根之處，因此我們應該「批判地保衛」（critically defend）社群文化。為甚麼要「批判地」呢？因為文化不都是好的。如果所有文化都必須毫無餘地全力保衛，則很容易造成壓迫。所以要「批判地」，不斷evualuate。至於為何是「淺薄」呢？因為文化都應該保持開放，容許接納並融合外來文化的可能。而容納與否，應該要透過社群的商議而行（through deliberation）。生活在同一社群，就有責任共同參與社群的事，包括文化發展。社群是大家共同建立的，大家也從社群中得到資源，自然也需要大家共同維繫。
這種所謂的淺薄的文化社群主義，一來可以防止文化僵化而造成壓迫，二來也提供理據去抵抗文化侵略。如果有外來文化藉著政治力量入侵，並要建立霸權，則社群可以甚至有責任抵抗之。正如有人要「推普滅粵」，我們就有責任抵抗。如此，我們（或我自己）就可以繞過「愛國」和「民族主義」的虛妄（甚至虛偽），而自稱為香港人。當然，如何界定社群，又是一難題，也無法完全避開疆界。但我希望嘗試把重點投放在文化，並去除政治忠誠、驕傲、國家在上等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特性。
我借了一點新儒家的論述，但同時又不全盤接收。我很敬佩牟宗三先生的智慧和狂氣。但他認為建國是民族的最理想和最終的目的地，我不同意。新儒家學者那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固然主要是為中國文化辯護，但其實也提出了世界各文化應該平等對話。如果世界對中國文化應該有同情和敬意，則我們對所有文化都應該有同情和敬意。他們也強調所有研究中國文化者應該要「加以反省檢討」。我所採納的，是「平等對話」、「同情與敬意」，和「反省檢討」。
有何理由不悼念六四？
既然我不信奉民族主義，又不愛國，又不是世界主義者，那麼我還可用甚麼理據去說我們應該悼念六四呢？
在這之前，不如先談談近來一些不悼念六四的理由。我不想爭論支聯會的定位和往績，因此希望廣泛而論應該公開悼念與否，而不是討論應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與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黃程鋒（非王澄烽）表示：「我不會特別框定，當中國發生一些不好的事情，便認為香港人就要去支援。而是世界上，無論日本、泰國等等，遇到災難或不好的事情，香港人……都總會有香港人去支援。」（見《議事論事》）這其實是非常偉大的世界主義論述：不分國籍，同樣伸出援手。然而，從這論述推出的結論，應該是要舉辦活動悼念世上所有（或起碼主要）的慘劇，例如二二八慘劇、盧旺達大屠殺、亞美尼亞大屠殺等等，而不是不舉辦任何悼念活動。
另一位大學生表示：「老實說，曾參與六四這件事（按：一般稱為屠殺、屠城或慘案）的人，其實我們可能未必認識。這件事你聽很多人講，可能會很觸動。但一定比不上你曾經親身真實參與過，和你身邊有朋友參與過的事件那麼震撼，和那麼能impress到你。」這一點我也同意，這是人之常情。她繼而說：「我自己會先致力於和我自己貼身一點的事上，可能關心一下身邊認識的抗爭者。」（同樣出自《議事論事》）這點我也同意，因為人的關心必然都是由內而外擴張。問題在於「先」關心甲，不等於永遠不用關心乙。而且還有一個前設：就是悼念六四真的會大量抽掉本來用於香港抗爭的資源。我對此很懷疑。
悼念六四無須愛國，亦非純粹出於人道主義
好了，那麼我又可以提供甚麼理據去指出我們應該公開悼念六四呢？確實，當我說我不愛國，又反民族主義時，我肯定不可能支持支聯會的論述，也與主流論述相左。但我仍然想到應該做的理據。
其實為何我們會關心臺灣的民主發展？為何我們會關心太陽花學運？為何我們當中甚至有人會關心二二八慘案的轉型正義問題？如果中國是鄰國，那臺灣也肯定是鄰國。如果鄰國的民主發展與自己無關，不應該去關心，那麼我們就既不應關心中國民主，也不應關心臺灣民主。我們關心臺灣，我想到可能的理據有二：（一）港、臺都受到中共壓迫，我們有共同敵人，因此會感同身受，繼而同仇敵愾；（二）畢竟大家地理和文化上較近，難免有多點親切感。如果以上理據成立，則我想不到為何我們就不應該關心同樣被中共打壓的中國民主運動。我這裡說的是「關心」（或「支持」）而不是「建設」，因為談「建設」需要更強的理據。關心可以是聲援，也可以是捐助，或多了解。然而我們當中有朋友是真的「漠不關心」。用同樣邏輯，我們應該連澳門也不應該去關心（更遑論大馬）。
別人曾聲援我們，我們應該報以謝意。當別人受壓迫時，我們也應該轉過來聲援別人。這叫互惠互助（reciprocity），我認為是很基本的做人操守。佔領時，不少中國民運人士因為聲援我們而被迫害。既然如此，我們是否也應該聲援一下他們的民主運動呢？即使認為中、港民主運動應該分割，也應該無阻兩運動互相鼓勵。當然，聲援無甚麼實際作用。但聲援是激勵，是告訴抗爭的人：你們並不孤單。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乃記憶之爭。自由與專制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就是真相與謊言的鬥爭。六四屠城，是中共犯下的罪行，這是鐵實的歷史。中共要掩蓋歷史、歪曲歷史，而全世界都願意為中國的生意而忘記六四。或許是歷史的偶然，我們香港成為保留六四歷史最主要的地方。而公開悼念（強調公開），就是阻止歷史褪色，阻止中共壟斷歷史詮釋。無錯，對推進中國民主未必有很大作用。卻能阻止遺忘，阻止思想和記憶倒退，對抗專制進一步擴張。這是歷史交給香港的重任。即使香港和中國真的分為兩國，這份歷史責任也不會因此而消失。
小結
我可以預見一些對以上論述的挑戰：究竟所謂文化社群與民族之間有多大分別？是否只是換一個名字而已？對民族主義的批判是否合理？對於理論上的挑戰，我樂意聆聽，看看是否可以修正。畢竟以上論述，只是實驗性質，而我之於政治理論也實在是外行人。然而對於應否公開悼念六四，我不打算讓步。因為本來就無讓步的餘地。可以辯論應否去支聯會的燭光晚會，但我實在找不到理據證成不應或不需公開悼念。毋忘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支持中國民主，應該是我們共同的呼喊。
（圖：Time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