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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六四?如何再談六四?--與何正男、黃雅文對談

消失的六四?如何再談六四?--與何正男、黃雅文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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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鄧建華

多年以來,「八九六四」是一組香港政治不得不回應的數字,它是良心的分界線,定義了民主派和中共的壁壘,是香港人持守記憶抵抗極權的戰場。那是一個政治想像,由二十九年前的北京民運出發,以悼念為共同點,發展到討論中國和香港的未來。

但在近年政治討論下,它不再是學界「必談」的題目。對比起來,六四的討論漸漸在學界的公共討論中消失。筆者這次邀來工學同行的黃雅文和曾任職中大學生報的何正男,試著在兩位學生之間,「撈起」這個「消失的議題」。談著談著,是談六四,也談中國與香港、本土與支聯會。兩個「九十後」的眼光,看到的八九六四,究竟在想像著什麼?

反向啟蒙:他們的六四記憶

雅文和正男第一次知曉六四,都是在中學。雅文在中四的通識課上,第一次聽到老師談六四。「那老師談的不外乎是學生也有錯、淡化北京政府的責任等等」,雅文帶著疑惑,找上「禁書店」人民公社,讀到了封從德的《六四日記》。發現大學生,不止是向上流動的過程,而是可以「搞社運」。這個「反向啟蒙」令她更想發掘中國「主旋律」以外的另一面。入讀浸大,她主修中國研究,也參加國事學會。

正男讀中五時,一位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天安門》紀錄片,卻只定性六四為「歷史悲劇」,「沒有人需要負全責」,正男卻不以為然:「總有個人下命令(殺人)吧」。這次觀影,倒令他覺得民運中的學生令人動情後來在出版中大學生報《六四特刊》的討論中,他意識到重提八九之重要性,在於它「仍在進行」,而且是代表著中國民運承傳的歷史,這一段歷史並未過去

啟蒙是反向的,但他們都沒有忘記。只是,在民主承諾不止失落於中國,而是在香港也再無意義的時代,他們別有要討論的東西。對於維園的六四晚會,正男直言「不了。」,他只願在外圍派發中大學生報的特刊。至於雅文,則只會在集會後與行動青年們遊行到中聯辦。

晚會的形式側重於悼念,令他們心生距離。正男直言,這樣的晚會無法令參與的群眾將悼念化為公民行動,結論只會是支持台上的「大佬」參選。但對於中國、香港的民主化進程,卻幾無著墨,雅文認為假如晚會的悼念儀式比重一成不變,也就失去了群眾充權的作用。再者,台上大喊「結束一黨專政」的政治人物,在日常的政治操作上,卻是支持曾俊華參選特首、在關鍵問題如一地兩檢、國歌法等等,只斟酌微枝末節,溫溫吞吞。至於關於中國民主化的議程,在香港的政治可謂缺席。他們異口同聲:「這樣算是繼承八九遺志嗎?」

我們期待著什麼?--立足本土的中國觀

然而,在今日的學界,「避談六四」也成了一個政治主張。不少本土派主張,悼念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自己的身份認同既不在於中國,也就沒有必要再談六四。甚至於有人認為,談六四反倒會加強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減弱香港人身份的抗爭性。對此,他們並不認同。「在地緣政治上,」正男提到:「無論是自決、獨立、分權、聯邦等等對中國的未來想像,其實都少不了要與中國人,或中國的民間社會合作。」他提出一個基本問題:「爭取自治或者獨立,在一個民主的中國之下較容易,還是一個威權的中國之下較容易?」他認為,今時今日討論中國民主化,正正要有這樣的框架。既不能將六四固定化為歷史事件,也不應將中國和香港的民主化完全分開討論。

亦因如此,雅文並不滿足於學界中對六四不聞不問的態度。她提出,一開始,學界的本土派學生會仍會討論六四,提出有異於支聯會的角度,尚算是百花齊放;但後來已轉變為「發聲明表態不出席晚會」,以至於對此事隻字不提。固然,她對自己身為香港人的身份很重視,對於很多本土派重視的議題,自己也投放心力。可是這與重提六四並不相悖。

無論是支聯會式的六四,還是「本土派」避談中國民運的「政治正確」,他們都不以為然。儘管正男認為建立香港人的身份認同是當務之急,他認為香港的民主化,甚至港獨,都需要同時討論、爭取中國的民主化。這並不是一般本土派所指的「中國無民主,香港就無民主」,而是從現實上看,中國的民主化對香港的民主化乃屬有利。

雅文對這種分析並不反對,只是,她沒那麼強調「民族身份」。「我是香港人,這一點無可置疑。在議題上,我也反對浸大的普通話畢業要求,參加到運動之中」她說:「但要說高舉這民族認同,我便有質疑。」在訪問中,她多番指出,香港的民主運動應結合階級議題,以突破現時格局。

六四尚未過去,它仍將繼續形塑香港以至中國政治的肌理。只是,它未必再呈現為「薪火相傳」的火炬。對談的紀錄不代表筆者立場,甚至不是筆者既有的邏輯,但你我都要敲遍每扇對話的門,才可以把它打開。隨著香港人政治身份的改變,對於中國民主化的議程,拉扯自是必然。在「愛國」不那麼必然的時代,即使「國」是「土地與人民」,「愛國不是愛黨」的口號,未必再有共鳴。當下要做之事,或許是提出立足香港,而又超越族群身份認同的觀點。關心之界線,本來就不由民族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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