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即捐款

鍾劍華

理大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理大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網誌

社運

為六四事件二十九年而寫

為六四事件二十九年而寫
廣告

廣告

〈六四事件二十九年〉
六月四日想當時,二十九年鬢也絲。
每念菁英凌血淚,難抵鬼魅展旌旗。
揪心痛悼無名鬼,含悲怒撰渡靈詩。
吟盡窮山絕水處,燭光如海照布衣。

〈悼六四死者〉
情悲意愴似當時,日月忽淹難退之。
愁人非獨秋風雨,六四年年哭健兒。

過去兩年,幾間大學學生會的代表說:六四燭光晚會年年如是、亳無新意、行禮如儀。因此拒絕出席參與。有些就更不客氣,說國內的民主發展及平反六四與我們香港人無關,要與中國完全切割。

對於這些轉變,想應有不少人感到十分無奈。我知道應該接受不同的見解,也嘗試去理解及明白年輕一代的想法。畢竟年月之遞擅與世代之更替本也是平常。至於說要與中國完全切割,我覺得最大問題是中共對港政策的錯誤,是中共咎由自取。

梁文道幾年前已經這樣說:「我寫六四,而且重複地寫,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這也許顯得有些無趣,就像每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幾乎一模一樣的程式、口號與歌曲,年年重演。」真的,就算擺開現實政治環境的變化不說,對於一個年年講,講了二十九年的話題,是非曲直已經十分清楚了,除非發現新的資料或新證據,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新觀點了。但問題是:為什麼還要年年行禮如儀去悼念六四?

過去29年,除非我不在香港,否則我年年都會去到維園行禮如儀。對於我們那一代人,這是一種堅持、執着、甚至是偏執,因為我們在那一年的五、六月之交,都透過電視螢光幕、電台的報導、大量來自左右翼及中立的印刷媒體,與北京人民,特別是廣場上的學生同一脈搏。當年,很多我們那一代人都流過淚。到今天,每念及六四也仍總是傷情至深的經歷。

或許再說這些都已經不會再有什麼新意了。但我們應該明白,六四事件不是一件孤立的「風波」。如果放於中國近百年的轉變與政治發展角度來看,其實也十分具有標誌性。它標誌著中國人社會百年來始終擺脫不了的現代化訴求與封建專制傳統的鬥爭。六四之以悲劇告終,也令這個折騰百年的博弈在行前不足三步之後又倒退了兩步。這是中國人的不幸,中國人社會的不幸,也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挫折。但如果就此言敗,那折騰百年便更是一無所有了。每一個挫敗其實都留下了新的火種,放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長河上,每一代人都應該有把火種承傳下去的精神與承擔。

因此,除了記憶要守護,這種現代性訴求與專制傳統的鬥爭要堅持下去,要繼續表達我們對中共的不滿之外,真的還是要向死難者表示敬悼之意,他們就是每一個挫敗之後遺留下來光照前路的火種。有甚麼理由要放棄向他們致一點微不足道的悼意?

畢竟已經是二十九年了,天安門母親的成員年華漸老,有幾位更是抱終生之憾而成為過去,確實是令人感到難過的。因此,我想到一段與魯迅有關的往事,想到他當年的一些說法,也想到了他那兩首小詩,更想為何八十多年前的一些事仍然要以不同的表現方式一再發生,這與六四勾起的懷悗情緒又是一個遙隔幾個世代的共鳴。但我也希望每一代的年輕人都可以花點時間去嘗試理解及感受這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

1931年春天,魯迅的朋友,作家柔石等5人遭到抓捕殺害。特工從柔石身上搜出了一份與魯迅有關的出版合約,這令魯迅也受到追輯。為了避風頭,魯迅唯有躲進了當時上海的租界。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外界見他音訊全無,作了最壞的打算,以為魯迅已經被捕、失踪或遇害。魯迅的家人,包括他的母親,也四出打聽消息,對魯迅可能已經被害的傳聞感到十分担心難過。魯迅得知,當然感到憂慮,也不想其母親因此而過度傷心,唯有透過發出信息以辟謠言。

後來,他寫了一首詩來記敘這件事。這是他其中一首最出色的舊體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1931年)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涙,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诗。
吟罷低眉无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魯迅寫作此詩的時候,有感於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片黑暗,五位青年作家被政府逮捕入獄,付出了血與生命的代價。就算魯迅自己與柔石等人的地下活動不相關,但在極權政治下,他自己受到牽連,家人也受到威嚇。

其實,沒有人是可以保證能置身於極權政治之外的。今天香港的情況,何嘗不是一樣。

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被槍斃,魯迅的心情非常悲痛。他當時說:「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1989年六四事件的結果何嘗不是一樣。而且,死亡人數就不知高了多少倍。他們當中很多人,死後連靈位與墓碑都沒有一個。到了今天,二十九年了,天安門母親要為自己的兒女進行不受干擾的悼念也不可以。

對於如此扭曲人性的行為,就算暫且擺開香港人現實上要爭取的民主,也沒有理由拒絕向這一批失去生命的年輕人表示一點點敬悼之思,是不是認同自己有中國人這個身份也是一樣。追求民主、人權、自由,本來就是一個普世的價值。同時,我們仍然有需要向作出這樣的行為的那一個政治集團清楚說不,表明大家不接受。況且,這件慘劇的罪魁仍然拒絕承認錯誤,拒絕查究懲處,拒絕道歉賠償。造成這個悲劇的體制仍然沒有變。有甚麼理由不去悼念這件事?有甚麼理由要讓那一伙人在六四這一天過得適服?

當年,魯迅不懼權勢的淫威,還寫下了這首詩來表達心中的憤怒。他說:「我在悲憤中沉静下去,然而積習卻從沉靜中抬起頭来,凑了這樣的幾句」。

魯迅後來說的另外幾句話,解釋他寫此詩時的處境和心情。

「……可是在中國,那時是確無寫處的,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

又說:「在中國的現在,还是没有寫處的」。

這幾句話及這首小詩,雖然已經是八十多年前了,但不也很能說出國內不少人的處境嗎。天安門母親、劉曉波、劉霞、維權律師、在西藏爭取母語教育而被判刑的青年人,他們確實是有話無處說也無寫的。每年六四,不也是「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嗎?對於劉霞,她不是天天都生活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狀態之中嗎?

因此,如果生活在香港的我們仍然有空間,為什麼要以各種理由來推搪,不去好好利用我們仍有的空間與自由,把幾十年來發生在中國大陸的不公不義講出來、寫出來、參與各種悼念六四的活動表達出來?

八九年六四事件中犧牲的年輕菁英,不就是要爭取這個空間嗎?如果我們今天連公開悼念他們都不敢,或者以各種不成理由的理由去拆這個臺,不是有負了他們當年的犧牲嗎?不是以自身的行為來否定他們當年爭取而不得不犧牲所展示的精神與價值嗎?

不要忘記,他們當年爭取的,與香港人,包括出生於八九年之後那幾個世代年輕人要爭取的,其實並無兩樣。

魯迅的另一個朋友楊栓,是當年人權保障同盟的執行委員。因為爭取民權人權、反極權、反軍統的活動而觸怒了當時的政府,在1933年6月18日(也是6月)被特務暗殺於上海。

這令我想起了維權律師王全璋,他被捕後失蹤了超過一千日,至今音訊全無。如果悲觀一點作估計,他可能已經遇害了。就連他的妻子李文足,最近獲訪華的德國總理墨克爾邀請見面,她也是向這位德國總理提出要中國政府澄清王全璋的生死。王全璋要爭取的,只是一些最底層人民的公平法律權利,比起魯迅的那個朋友楊栓可以說是溫和得多了,尚且如此。

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八十多年來,中國社會在某些方面有沒有進步過。今天這個中共政權,比起當時是那個軍統政權,又是如何?

當年,魯迅在楊銓的喪禮後,也寫下了一首後來被視為代表作的小詩來紀念楊銓。

〈悼楊銓〉(1933年)
豈有豪情似舊时,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這兩首小詩曾經感動過我,希望借此調讓我對六四事件的所思所感也可以在朋友間引起共鳴。相信香港仍然會是全世界六四悼念燭光最閃亮的地方,何必自己把這個平台拆掉。如此反應最高興的會是誰?

願六四死難者安息,願天安門母親得到安慰,願六四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願造成這個悲劇的體制因素難再暴虐。我深信包括我自己及許多許多朋友,始終抱持要求平反六四及追究相關責任之心,至死不渝!

因此,雖然可能真的「再也沒有什麼新鮮的角度,也不會有出人意表的觀點」了,我仍然會盡力,每年為記念六四、悼念六四,一篇又一篇地寫下去。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