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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廿九】一個支青的青春囈語:支聯會以義聚眾,猶如資料庫

【六四廿九】一個支青的青春囈語:支聯會以義聚眾,猶如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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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媒特約報導)鄧卓儒(Heyson),24歲,大學傳理系畢業後成為影視工作者。這個青年想過為支聯會拍一套紀錄片,名字也想好了,叫《以義聚眾》。可是,他說完片名後語氣變得猶豫,「支聯會值得被紀錄,因為組織內的義工連結真的很強大,可能以後待我能力再成熟一點,才去找他們商量吧。」

其實不止支聯會,他作為一個「支青」成員,也同樣值得紀錄。不然沒多少人知道,他一身黝黑皮膚背後,大概是緣於每次遊行當糾察日曬雨淋所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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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父親口述得知六四

香港眾志在六四廿九周年前夕,發佈一條街訪片段,問一群中學生對昔日的流行文化有沒有印象,進而問到六四,卻沒有學生知道太多詳情,甚至疑惑是否有必要悼念。沒有經歷過六四屠城的一代,要了解的話,不少人可能從長輩的見證中得到。Heyson高小的時候,父親開始向他提及月曆上的這一日,在1989年的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他說起那年5月至到6月初電視機沒有停止播放過北京民運的消息,他說起一百五十萬人遊行的震撼。

「直到中學,我開始對六四有初步的了解,每年集會《蘋果》、《明報》會頭版報道有多少人出席,我都剪下來收藏。」2012年考過公開試,他第一次身在維園的燭光之中,離開時見到支聯會義工呼籲青少年加入支聯會青年組成員,決定加入。

那年成為「支青」的約有10人,Heyson憶述他們在教協見面,支聯會的秘書O姐介紹組織架構運作後,舉辦了迎新派對。以後,他不再是一個單純出席遊行、集會的青年,而是負責在每年3月起和組員構思活動,協助編輯支聯會的活動通訊,六四前夕支聯會發起的大小遊行,支青組以糾察的身份從旁參與。

義字連結支聯會

「角度不同,身份不同,責任大了。」他想起當糾察時掛起的臂章。「開始以一個搞手的身份去思考為何有一場遊行,思考請願的方式。我以一個香港人的身份進入六四,始終未親身經歷過,會堅持對錯,但是那種對死難者的心痛,可能比不上89年的人那種切膚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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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周頌謙

大學一年級直到大學三年級,Heyson一邊忙著參與大學「莊務」,一邊在支青幫手,這段時間正值支聯會六四晚會被質疑,城邦派陳雲的「六四祭壇」說、2014年傘運之後,學界學生會組織換屆時,總就應否出席六四悼念晚會、悼念六四掀起爭論。傘後的Heyson已然「落莊」,是個「老鬼」,但是想起當時上莊的諮詢會,已經有會眾關心他的支青身份;和莊員討論社會議題時,他們也半開玩笑地說「你代表支聯會,講講你的看法」。

對他來說,支聯會是個很大的資料庫。「那裡收集許多80年代一批關心民主、關心香港社會的人的情感和記憶,有許多市民寄來的錄影帶和信件。畢業後有段時間,我曾經幫忙為那些錄影帶做些轉檔、備份的工作。而且支聯會可說是沒有常規員工,義工之間的連繫很深刻,每次出車去貨倉搬物資,司機和搬運的都是義工。他們不少人應該在支聯會一創立時就來到,像家人般親密。」

曾想支青可與眾志睇齊

2012年反國教運動、2013年碼頭工潮、2014年爭取真普選、人大「落閘」引發大專學界罷課、926學生爬入公民廣場、928催淚彈在馬路炸開、傘運後社會迎來本土思潮高峰。悼念六四內外也好,這一代青年猶如身處旋渦,每一件事互相扣連,令他們不得不思考面對。

身為支青,尤其是放到今日的語境,「支聯會」與「青年」被不少年青人視為不可調和的衝突,Heyson自然一番複雜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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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非對支聯會完全沒有懷疑,我也比其他人更傾向道出質疑。我們那一屆的主席是鄒旻芳,我是副主席,我們構思過支青的定位,希望不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有自己的旗幟,有自己的想法,可以和學民、眾志等青年組織睇齊。」他說,那一屆的支青除了幫忙支聯會籌備集會,也組織過讀書會、社運電影放映,希望在傘後思考出路。

他和組員不是沒有想過,可以透過支青作為轉達年青人看法的中介,讓支聯會可以從中檢視、調整。不過支青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沒多少人認識他們。

Heyson記得前幾年他代表支青到城大參加講座,現場有港大《學苑》的前總編梁繼平。到發問環節,台下的年青人一窩蜂追問他支聯會的帳目是否混亂,有「呃捐款」的嫌疑;幾乎每條問題都將支青和支聯會劃成等號,令他尷尬起來。

「捐款帳目那些問題我答不出。而其實網上那麼多批評支聯會的聲音,也沒有特別針對支青組。如果有人批評我們是左膠,我們大可以發出貼文回應,但是當時我們只能夠心知,知道自己不是他們口中的左膠。」

進退失據之中,支青漸漸失去新血加入,加上本身支青組招收成員的年齡限制是15至25歲,超齡的成員也許漸少與其他人見面,這段青春各人有各人的發展。直到2017年,支青組主席位置懸空兩年。

Heyson回望這幾年的支青生活,覺得猶如入了寶山一回,在資料庫當中找到不少六四的記憶和情感,但是他也發現自己與心目中能夠很好地奉獻的自己,仍有一定距離。「能力好似局限在做不同活動的搞手,我想變得更好,現在雖然淡出支青,但可能以後我會回來,用另一種身份,可能做影像工作吧。」

記者:陳子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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