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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八九革命與反革命,以及今天的香港民主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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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台

李一明(中國勞工論壇)

1989年六四屠殺已過去29年,但它仍然是全世界(尤其是華人)不可磨滅的記憶。近年來香港六四紀念晚會均有10多萬人參加,而且許多參加者是1989年之後出生的年輕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年屠殺數千名(亦有估計認為過萬)工人和學生的中共政權,現在正繼續收緊在內地的高壓統治,同時也試圖消滅香港的民主權利。

自去年六四紀念日以來,在中共當局和傀儡港府的指揮下,一系列政治打壓接踵而至,令香港政治局勢發生了劇烈改變。政府用不民主的手段將反對派議員提出立法會。較為激進的候選人則被取消參選資格。而且現在建制派聲稱,就算反對一黨專政也應該被禁止參選。此外還有更多的社運人士接連被判入獄。最近社民連的吳文遠和梁國雄再次受到政治檢控。同時政府也加緊推動一地兩檢和國歌法、修改歷史教科書,並且表示會重新啟動廿三條立法。

與此同時,中共加強在內地的鎮壓,使一部分年輕人和工人逐漸激進化。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以及新浪微博禁止發布關於同性戀的帖文,均激起了前所未見的大規模網絡抗議。自四月底以來,儘管受到警察的暴力打壓和逮捕,中國工人還是英勇地發起了多場跨地區的大規模罷工。

面對猛烈的威權攻勢和不斷累積的群眾怒火,爭取民主的社運人士和群眾更需要討論和學習八九運動的經驗與教訓,理解中共為何能打敗這場運動,將六四紀念日變成重建群眾鬥爭的一個平台,而不只是儀式。

學生領袖的角色

八九運動是由學生率先發動的。他們的勇氣鼓舞和吸引了北京以及中國其他地區的工人和市民。但是運動的發展也顯露出學生運動的局限性,必須吸引工人階級參加鬥爭。儘管1989年的學生領袖們有許多英勇事蹟,但他們想要限制運動的發展,避免向中共政權發起全面挑戰,無疑是一個錯誤。他們主張改革中共政府,希望群眾抗議的壓力能夠加強中共內部「改革派」的力量,從而滿足反貪污、反審查和施行民主的訴求。但是就像香港雨傘運動時一樣,中共如果向抗議者做出讓步,就會面臨致命威脅。所以鄧小平等人沒有讓步,而是派出軍隊去鎮壓運動。

在5月中旬學生絕食之前,運動的勢頭已經開始減弱,是有組織的工人和更年輕、更激進的學生讓運動重新活躍起來。但他們沒有清晰的綱領和策略去建設和推進運動,因為他們還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必須要消滅中共獨裁政權,代之以民選的、真正的工人階級政府,取消所有官僚特權,並用社會主義政策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而且當時也缺少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如果有正確的領導,群眾鬥爭本可以迅速地建立起這樣一個政黨。事實證明,阻止運動升級並沒有像學生領袖所想的那樣換來中共的「善意回應」,反而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1989年學生領袖的錯誤並不只是偶然,而是根植於他們對於整場運動的愿景。許多(儘管不是所有)學生領袖都支持中共的「市場化」改革(儘管恢復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和嚴重貪腐正是八九運動的重要原因)。運動內部的階級矛盾,以及一部分學生對工人的排斥,給本就缺少清晰策略和訴求的運動增添了更大的阻力。這也讓鄧小平有時間去準備反攻。曾參加天安門運動的毛派學者李民騏(當時他還是一個新自由主義者)事後回憶道:「就在幾個星期以前,我們還狂熱地提倡關閉所有國有工廠並使得工人們失業的改革計劃。」所以便不難理解,為什麼學生們一開始甚至會被要求組成人鍊,阻止工人參加遊行。

我們可以看出,這和溫和泛民的政策有多麼相似。泛民領導層認為通過談判就可以從中共那裡得到民主。之所以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幻想,是因為他們害怕群眾鬥爭,擔心運動會激進化,擔心那些能夠威脅到資本家的政策會得到越來越多的支持。在2014年9月初,戴耀廷曾公開表示,會選擇對香港經濟衝擊最小的日子發起「占中」。當激進的學生和青年無視一再拖延的泛民領導層,自行發起雨傘運動時,戴耀廷反而稱局面「失控」。這無異於重複1989年學生領袖們的錯誤。而現在,溫和泛民在威權打壓之下,只是進行了非常有限的抗議,或者乾脆沒有任何反應。儘管中共毫無讓步的意願,可許多泛民領導人還是固守妥協立場,這是因為他們沒有任何替代方案。所以他們便在2017年特首「選舉」時支持曾俊華和鼓吹「大和解」、到今年補選政府踢走較激進的候選人時軟弱地提出所謂Plan B、再到現在民主黨等泛民黨派試圖清除內部較激進的成員。這也類似於一些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六四屠殺之後的反應。

就像在29年前一樣,中共不會在民主問題上做出真正的讓步,除非有一場運動的規模和力量大到足以徹底摧毀中共政權,使它為求自保不惜做出任何妥協。否則即便香港只是取得局部的勝利,也會鼓舞內地的群眾抗爭,威脅到中共政權的存亡。民主鬥爭要想取得勝利,需要以真正民主的方式重建群眾鬥爭,並且提出罷工罷課等更有力的行動計劃;這進而需要將民主運動聯繫能夠吸引廣泛的底層工人和團結中港群眾的訴求:大幅增建公屋、全民退保、八小時工作制、生活工資、以及優質且廉價的公共服務。只有一個社會主義工人群眾政黨才有足夠的力量和決心,將爭取這些民主和民生訴求的鬥爭進行到底。

「國際支持」

溫和泛民以及本土派不明白由工人階級主導的、真正有力的群眾鬥爭具有怎樣的重要性,他們也不願發起這樣的鬥爭,但同時他們自己又無力抵抗一連串的政治打壓,於是他們便將希望投向西方資產階級政府,希望這些「民主國家」能夠提供幫助。但不幸的是,這只是另外一個幻想。在六四屠殺之後,西方政府迫於直接或潛在的群眾壓力,對中共當局表示譴責並採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但是這些反應往往是局部的、暫時的。就在六四屠殺僅僅一個月之後,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就派出密使前往北京會見鄧小平,為恢復正常的中美關係做準備。在中共統治者表明會繼續推動「市場化」改革、繼續為外國資本家提供巨大的市場和廉價勞動力之後,西方政府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也迅速重新正常化。

而本土派則採取消極的杯葛立場,指中國的民主與香港無關。在中共一黨專政之下香港根本不可能獨善其身地實現民主。而且只要中共獨裁統治依然存在,就更不可能實現本土派所倡議的獨立。不承認獨裁政權,並不會令它消失。中共最害怕香港民主運動蔓延至內地,這樣會造成連鎖效應威脅整個政權,但本土派卻主張割裂了兩地的民主鬥爭,實際上是幫助了中共統治。

現在的中共政府比1989年時更加專制(除了6月3-4日以及之後幾個月的鎮壓浪潮),習近平將政治打壓升級到了自六四屠殺以來最嚴厲的程度,但美國和歐洲政府同中國仍然保持著密切往來。它們在中國人權問題上除了偶爾的口頭譴責之外,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今年一月,英國首相文翠珊訪華時閉口不提人權,因為她最關心的是同中國簽訂大筆商業合同,以及同中國在一帶一路和地緣政治問題上的談判。其他西方政府也是如此。美國總統特朗普雖然在貿易和南海問題上向習近平發出不少挑戰,但這是為了爭奪世界權力和利潤,不代表特朗普會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他在2016年競選時他曾將天安門運動稱為是一場「暴亂」。他在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也曾說:「當學生湧入天安門廣場時,中國政府幾乎要垮了。學生十分凶狠,十分可怕,但政府用力打垮了他們,展示了力量。現在我們的國家顯得好弱。」

最近出訪中國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似乎一個「特例」。她與兩位被捕的中國維權律師的妻子見了面,並且向中國總理李克強「提及」了人權問題。她因此受到國際資產階級媒體的稱讚。不過默克爾只是告訴維權律師的妻子,她會「繼續支持和關注他們」——就像她幾乎每次到中國時都會行禮如儀般表示的那樣。一方面,這是為了裝飾默克爾和德國作為歐洲領導者的形象,並沒有帶來任何實際的改變。另一方面,中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和貿易戰的陰影,迫使中共容許德國政府對於中國人權稍微表達一些象徵性的「支持」。

真正能夠給香港民主運動以支持的,是各國的工人、左翼和激進青年。現在社會主義行動和「全球聲援香港,反對政治迫害」運動也在努力建設國際工人階級和左翼的抗議運動,呼籲全世界勞動群眾反對中共在香港和中國的威權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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