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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六四燭光與民族悲情

六四燭光與民族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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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2013年支聯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口號,聞者錯愕,眾聲嘩然;然後是幾乎不分左右的全城圍插,成為689亂港之後最能團結在野各派的事件。後來因事買了件支聯會六四Tee應急,拆封後才駭然發現上面印有「愛國愛民」口號,忙不迭扣上襟章,把字樣遮蓋。可是,從前不是這樣的。跑馬地那場讓演藝界空前絕後地團結的演唱會叫作「民主歌聲獻中華」;司徒華也會和董建華爭奪「愛國」的話語權。一句「愛國不等如愛黨,我哋愛中國,係愛中國既土地和人民!」字字珠璣,鏗鏘有力。「愛中國」由昔日的義正辭嚴到今天難聽過粗口,是香港人變了,還是所謂中國情懷從來捉錯用神?

//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江 它的名字就叫長江 遙遠的東方有一條河 它的名字叫作黃河
雖不曾聽見長江美 夢裡也曾游長江水 雖不曾聽見黃河壯 澎湃洶湧在夢裡
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 他的名字就叫中國 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 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
巨龍腳底下我成長 長成以後是龍的傳人 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 四邊槍聲的深夜裡 槍炮聲吵醒了寧靜夜 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炮聲仍隆隆 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 永永遠遠的擦亮眼 //

侯德健這首《龍的傳人》當年惹來很多批評:遙遠、古老、東方、長江、黃河、巨龍,構築成一幅充滿刻板形象和神秘色彩的「東方主義」式圖畫;永遠的黑眼睛和黑皮膚吶喊,展現一元單調、本質化、自我中心的民族想像。結尾反覆訴說多年來槍炮聲驚醒了沉睡的巨龍,召喚那種很老套的,飽受欺壓的近代中國悲情。不過,這些都是文化菁英呷著雪茄,端起咖啡杯時的話題。《龍的傳人》更應注意的,其實是它廣泛流行的一面。今天也許難以想像,但在那個現在推許為充滿希望和現代文明的殖民地八十年代,這首歌曲卻是街知卷聞,比周柏豪更加引人共鳴。那年頭,在譚詠麟的日式流行風和林子祥的歐美中產格調之外,香港人同時會依偎在唱機旁邊,沉醉於那個滿載浪漫情懷的「中國」世界。

小時候很喜歡中史,那時中史仍是中學的必修科。但與普遍認識的歷史教育理念不同,殖民地的中史科是「詳古略今」的,展現一幅絢爛多姿的古代畫卷。那裡的山川河嶽令人目不暇給,關隴朔漠、豫晉古城、川滇幽壑,還有輕軟溫柔的江浙水鄉,跳脫叛逆的嶺南墟市……. 那裡的政治世界縱橫捭闔,策士雄辯滔滔,儒生經國濟世;文士個個風流倜儻,或率意任性,或洵洵儒雅;戰場上波瀾壯闊,既有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睿智,又有橫槊賦詩,舉杯問月的豪情。直至近代,圓明園的火光、開放路上的理想,讓人俯首於萬千苦難黎民,愴然無語。長城內外,日月千秋,映照一頁又一頁的歷史滄桑與文化蘊味,讓人放浪形骸,肆意馳騁。

但在這個似幻似真的世界以外,香港人同時又面對一個現實的中國。那裡的人只會穿藍、綠、灰的素淡衣服,不事生產,整天開會和高喊政治口號,殺氣騰騰。他們寫的雖然是中文,卻是一種我們看不明白的語言。人民吃不飽,穿不暖,常常需要接濟。小時候看江青受審的新聞影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她是誰,發生甚麼事,但那個橫蠻霸道,惡形惡相的畫面,至今仍歷歷在目。同樣叫人難忘的,應該是電視劇廖偉雄鯨吞數十個漢堡飽的情節,阿燦和大陸人就是那時候出現的,當中不多不少帶點歧視意味。

從前香港人的中國情結就是這樣:一方面是歷史的、文化的,一個失落的國度,讓人以抽離的姿態去寄託鄉愁式的浪漫想像,憑弔逝去的理想。另一方面是現實的、落後的、貧窮的、愚眜的、荒誕的,而且帶有威脅,最好隔絕在深圳河以北。兩個中國南轅北轍,但又同時存在。社會學家說戰前出生的南來香港人視這裡為避難暫居之地,腦海裡仍然充滿家鄉的回憶。戰後嬰兒潮和七十後兩代人萌生本土意識,以香港身份為榮,對中國沒有切身體驗,但因為上一輩的淵源和各種生活習尚,心底裡仍然維繫著一條文化紐帶。又有文化學者以離散的族群角度去描繪香港人的混雜性格。不管怎樣,這些都是知識份子的說話,對於一般市井小民,更感親切的恐怕是許冠文到周星馳式的小人物:眉精眼企,搵食行先。平時犬儒縮骨,左右逢源,絕口不談大道理,但心底裡總存有一份良知與人情。於是,我們嘲笑大陸人,但接濟中國窮親戚時卻絕不手軟;我們傾慕秦皇漢武,但對當朝政權卻心生厭惡。知識份子講求邏輯一致,普通人卻不來這一套,在足球場上噓爆中國,在女排賽場歌頌朗平,從來並行不悖。不能說當中沒有中國民族主義元素,但那跟強國勃起的暴發意識完全不同,跟現今年輕人反感的中國認同也不一樣。

在這兩個中國以外,七十年代還有火紅的社會運動,高喊反資反殖,捍衞釣魚台,爭取中文法定地位。但同時,他們也支持油麻地艇戶,聲援波蘭團結公會。他們立足的更多是一套自由主義左翼的批判框架,那是跨越民族的。一般人可以讓兩個不協調的中國在平行時空中各自存在,但知識份子、社會先鋒卻需要人文價值將之作理論統合。在他們的視野當中,那個苦難的民族既中國,又普世。余生也晚,當年的火紅運動無法親歷,但通過人文價值,我跟他們仍有一絲道德情感的聯繫。

今天,民主派最為年輕人詬病的論述:民主回歸、民主抗共、建設民主中國,全部源於八十年代,回應著那個年代香港人對中國的認知。 如果說那是一個虛妄的中國,六四屠城就是赤裸裸的現實。木犀地的炮火沒有吵醒沉睡的巨龍,卻戳破了熣燦都市的愛情幻夢。

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的一段日子,曾經讓香港人夢縈魂牽,觸動我們的良知和感情。但同時也讓我們驚覺,中國不再是一個可以寄情幻想的對象,也不是擱在一旁就可視而不見。民運期間,支聯會成立,然後就是港同盟到民主黨。當中的骨幹大部份互相重疊,是七、八十年代崛起的社運菁英。他們以具體的分工將香港人對中國的一貫認知轉化為實際操作。支聯會回應的是那個似有還無的文化想像,民主黨倚仗英式議會政治去嘗試跟現實中國保持區隔,背後則以民主這個基本人文價值貫穿其中。今天,有人指責支聯會和民主黨抱持大中華意識。但其實,「民主回歸」、「民主抗共」、「建設民主中國」從來三位一體。回歸是務虛的,在現實政治裡,民主抗共,中港區隔才是核心。至於建設民主中國,當然帶有民族主義的成份,但那更多是對普世價值的良知和應,而非源於身份認同的責任驅使。

歲月無情。九十年代香港紙醉金迷,顧盼自雄,甚至一度出現北進想像。但過不了多久,民主黨在議會政治,港中角力中節節敗退。從西環治港、DQ議員到迫害社運人士,現實中國顯露出八十年代香港人最不願面對的猙獰面目。就算是市井小民,當年嘲笑阿燦之餘還可以保留包容與溫情,今日卻連日常生活也感受到中國無處不在的威脅。於是,再也容不下文化中國的想像空間。這不難理解,當放眼滿是豆腐渣工程、毒奶粉、假食物、趙連海、李旺陽、劉曉波、劉霞等數之不盡的名字時,誰還能對這個國度有絲毫幻想?

文化情感消失殆盡,專制現實步步進迫,香港人與中國的連繫,只剩下人文主義的價值基礎。除了承傳六四歷史,支聯會對中國的參與實際就是支援維權人士。其他民間組織介入中國公民社會,恐怕也不是基於民族認同,而是普世價值。甚至是六四承傳,也不再訴諸苦難的中華民族圖像。如果說支聯會核心對此還不夠敏銳,燭光晚會就是很好的觀察對象。晚會雖由支聯會主辦,但從來是一個群眾運動。參加晚會的沒幾個會因為《中國夢》動容,只會因死難者不屈強暴,慘遭殺害而心生義憤,感觸落淚。近年來,燭光晚會雖保留「建設民主中國」的命題,但推動的已非民族主義,而是人文主義的道德情懷。

由燭光和眼淚承載的人文價值和道德良知,同時也是身份政治,是文化中國破產以後,香港人對應現實中國的基礎。燭光本身是空洞的符號,眼淚也可以淪為廉價的悲情。進步還是反動,存乎一心。然而,二十九年的傳承,燭光晚會可以扣連更寬廣的歷史脈絡,指向香港主體性的核心。身份主體需要理性概念的構想,同時更需要心靈的感悟。晚會參加者以燭光盛載悲情,深刻感悟專制強暴的痛苦和罪惡,連結香港主體身份的歷史敍事。北京屠城已經過了二十九年,年輕也好,年長也罷,都可以沒有感覺,也可以獨處家中,自行悼念。這本來就是很個人的事,需要理解和尊重,沒甚麼可以指責。但缺乏誘因並不構成反動員的公共論述,而反動員之後,香港人怎樣填補身份主體的一頁空白,仍然未有答案。

民族主義是人為的建構。中國民族想像退潮,我們固然可以梳理歷史、語言和文化,去建構香港的民族主義。 但民族主義必須扣連歷史傳承和社會大敍事,才能確立民族身份的主體性。香港身份本來就殘缺不全,面對中共的欺侮,更加進退失據。七、八十年代那種模稜兩可的中國元素,我們不可能全盤接收,但也不可能視而不見。因此,不管對香港的將來有何想像,如何處理與中國的紐帶,我仍然建議參與六四悼念。它不會提供終極答案,卻是我們 – 香港人 – 繼往開來的起點。

維城兩岸,不願淚眼凝望,只願醉倒狂笑,直至漆黑盡處,曙光再露。然後,從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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