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的對象，可以是人、地方或理想 （ideal）。
現在大部份人對「六四」悼念想像是靜止的，一切停留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因為支聯會舉辦的維園悼念晚會形式每年皆大同小異（因為才會被批評為「行禮如儀」），這種靜止的想像就更加鞏固。的確，如果從佛洛伊德的憂鬱症角度看，他們不會完全瞭解具體所失，這種悼念有一種難以說明的不可知性（unknowingness）。然而，如果在維園的悼念不是靜態（即悼念的對象並非全是停留在一九八九年）而是動態，那麼有可能悼念的對象可能是一個消逝的理想，而且這消逝在這二十九年持續進行，對這理想的想念也與日俱增。
換個角度說，香港人在一九八九年完成了某種崇高的理想，但我們與這理想的距離愈來愈遠。悼念不是完全靜態的，也有這種動態元素。至於那崇高的理想是什麼﹖雖然未必可以用語言具體說明，但很可能是香港上下團結一心的氛圍、無懼強權的勇敢、堅持人性的氣質等等。當「六四」出現傳承的爭論，「悼念」就展開與不同論述之間的對話，而對話挑動的不只是在八九年天安門的的屠城，更包括那時香港人的狀態。無論對傳承爭議的立場如何，我們仍然會利用梁振英當年的強烈讉責中共的廣告來諷刺他，也會嘲笑高志森轉駄，這些論調不單是攻擊這些人的轉駄，也象徵三十年前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人性的光輝。
這人性的光輝與香港人的無私團結在這三十年間日夜消磨，曾經實實在在的高崇理想漸漸淪為不切實際的夢想。在維園悼念的，也許不只是天安門犧牲的英烈，也包括這三十年來慢性死亡的理想。對這理想的悼念是常新的，因為它仍在生死之間，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呈現希望與絕望。部份大學生放棄悼念，他們放棄的不單是堅持悼念的群眾，也放棄了對這份理想的摸索與思考。
《社運年代》（鄭煒、袁瑋熙編著）中有論調認為雨傘運動不是一種運動（movement），而是時刻（moment），所以不存在承接與延續，而只是將群眾捲入其中。雖然這說法未能解釋所有「後雨傘」運動的發展，但我們不妨借此角度思考「六四」—「六四」是否也是一個時刻，將所有香港人都捲入其中？如果是這樣，這個時刻可能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其中一個重要建立時刻，因為只有這件事可以團結大部份香港人，不分陣容、無分彼此。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該完全以社會運動的角度去思考「六四」悼念，只看運動綱領的角度過於狹窄。
這個時刻將所有香港人都捲進來，那份理想凝聚成回憶，再在這三十年逐步消逝。沒有人用語言將這懷念說出來，於是更加無法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