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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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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運

思考悼念「六四」的另一個角度——悼念持續消逝的理想

思考悼念「六四」的另一個角度——悼念持續消逝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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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的對象,可以是人、地方或理想 (ideal)。

現在大部份人對「六四」悼念想像是靜止的,一切停留在一九八九年的六月四日。因為支聯會舉辦的維園悼念晚會形式每年皆大同小異(因為才會被批評為「行禮如儀」),這種靜止的想像就更加鞏固。的確,如果從佛洛伊德的憂鬱症角度看,他們不會完全瞭解具體所失,這種悼念有一種難以說明的不可知性(unknowingness)。然而,如果在維園的悼念不是靜態(即悼念的對象並非全是停留在一九八九年)而是動態,那麼有可能悼念的對象可能是一個消逝的理想,而且這消逝在這二十九年持續進行,對這理想的想念也與日俱增。

換個角度說,香港人在一九八九年完成了某種崇高的理想,但我們與這理想的距離愈來愈遠。悼念不是完全靜態的,也有這種動態元素。至於那崇高的理想是什麼﹖雖然未必可以用語言具體說明,但很可能是香港上下團結一心的氛圍、無懼強權的勇敢、堅持人性的氣質等等。當「六四」出現傳承的爭論,「悼念」就展開與不同論述之間的對話,而對話挑動的不只是在八九年天安門的的屠城,更包括那時香港人的狀態。無論對傳承爭議的立場如何,我們仍然會利用梁振英當年的強烈讉責中共的廣告來諷刺他,也會嘲笑高志森轉駄,這些論調不單是攻擊這些人的轉駄,也象徵三十年前香港仍然能夠保持人性的光輝。

這人性的光輝與香港人的無私團結在這三十年間日夜消磨,曾經實實在在的高崇理想漸漸淪為不切實際的夢想。在維園悼念的,也許不只是天安門犧牲的英烈,也包括這三十年來慢性死亡的理想。對這理想的悼念是常新的,因為它仍在生死之間,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呈現希望與絕望。部份大學生放棄悼念,他們放棄的不單是堅持悼念的群眾,也放棄了對這份理想的摸索與思考。

《社運年代》(鄭煒、袁瑋熙編著)中有論調認為雨傘運動不是一種運動(movement),而是時刻(moment),所以不存在承接與延續,而只是將群眾捲入其中。雖然這說法未能解釋所有「後雨傘」運動的發展,但我們不妨借此角度思考「六四」—「六四」是否也是一個時刻,將所有香港人都捲入其中?如果是這樣,這個時刻可能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其中一個重要建立時刻,因為只有這件事可以團結大部份香港人,不分陣容、無分彼此。另一方面,我們也不應該完全以社會運動的角度去思考「六四」悼念,只看運動綱領的角度過於狹窄。

這個時刻將所有香港人都捲進來,那份理想凝聚成回憶,再在這三十年逐步消逝。沒有人用語言將這懷念說出來,於是更加無法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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