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被中大哲學系有違道義地減課（對兼任教員來說，減課等於減工時和減薪）的事情發生了近兩個月。由於事件的獨特性——大學教員在同一學系兼任相同課程長達二十年、最無權力的大學兼任教員與掌握最高權力的學系系主任公開對辯、百人簽署公開信為校內外教學表現良好的大學兼任教員請願等等，在本地大學可說是聞所未聞的事；故此，許多人抱吃花生的態度來看此事，這是人之常情，屬意料中事。然而，本地著名學人、序言書室創辦人李達寧先生卻能擺脫只是圍觀立場，撰文（註一）由此事進而討論大學兼任制度的問題，為社會公義發聲，實在是學人關心社會的良好示範，值得我們尊重和喝采。相反，個別中大哲學系的支持者，於事件發生後，在我個人及人文學會所屬臉書不斷作出辱罵和人身攻擊的留言（註二），如網上的論評（包括李先生文章下面的討論部分的評論）所言，對事情亳無幫助，而且十分難看，實在有損哲學系講道理的形象，這也是我對這些留言沒有回應的原因。
筆者對李先生的文章的觀點，基本上十分認同，以下只是就個人的角度作出一些補充和說明。李先生的文章及其下面討論部分講得很清楚，該文並非討論事件中筆者與系方高層的是非對錯，而是依由事件看到的事實反省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大學兼任制度近年來衍生的種種不正義問題。文章的主要論點如下：
1. 由教員兼任二十年可見，系方靈活運用資源之說站不住腳，節省開支才是根本。這是大學為節省開支而引發的政策，這犧牲了教員及其穩定性，是新自由主義的典型案例。
2. 求取工作及其收入穩定是人之常理，無論古今皆是；但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影響下，工作零散化、兼任制橫流、合約制當道，特別是二十年期的兼職的現實情況，是有違常理的。
3. 新自由主義化的大學，將學系與兼任老師對立，也讓兼任老師們互相對立。這就是新自由主義，或更直接是資本主義的慣技。
4. 系方的兼任制度是培養人材的說法有問題，因為二十年兼任反映兼任教員的課堂的重要性，故沒有必要在提拔新人與保留舊人之間作取捨而應兩者兼顧。
5. 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人作為工具被用完即棄，生活的保障少之有少。而僱主不願共同承擔，一味叫人自力更新，自己卻享受著剝削員工、逃避責任所帶來的種種利益。兼任制的問題不在於解聘，而是解聘太簡單容易，令僱員單方面承受風險，使僱主迴避了責任。
6. 在新自由主義思想衝擊下，西方開始提出universal wage的概念，讓所有人，無論有沒有工作，都可以收取基本薪金。這是解決上述兼任制度問題的可能方法之一。
7. 大學學系受校方壓迫也是無柰。要回應新自由主義對教育、學術、人生、社會的摧殘，惟有靠所有人的組織與參與。如此，這不只涉及一個人的道義，而且涉及所有人的道義。這不應該是一個人的鬥爭，而是所有人的鬥爭。
對於李先生鴻文，我有以下的看法：
第一，雖然文章下面的討論部分，有人質疑李先生誤置了新自由主義觀點，但我同意李先生的看法，此質疑並不成立。觀乎當代西方，特別是英美大學學界，新自由主義思想的盛行與大學的不良現象——工作零散化、兼任制橫流、合約制當道等等，出現了重疊的情況，這是新自由主義思想未盛行前所不見的；故此，李先生的立論，言之成理。當然，李先生若能進一步以新自由主義者不盛行的地方的大學學界的情況相對照，則立論更為全面，更難以反對。
第二，李先生對這種大學兼任制度的不公義或即罪惡，有很全面和深刻的論述。以下是筆者依己見的闡發和補充。
大學安排教員和課程，雖然涉及社會資源分配問題，但不應將兩者混同起來。純從資本主義思想來看，以最低的成本達致最大的生產效益，是最有效的資源分配方式；大學工作零散化、兼任制橫流、合約制當道等等，是符合經濟利益的趨勢。兼任教員可說是另類廉價勞工，與正職工作量相若，但卻只須付一半或更少的人工；而且，兼任教員無合約保障（或者說，合約只有極低度的保障，與正職的保障差天共地），故此，可按學系的需要，隨時呼來揮去，予取予奪，可完全不顧教員的基本權利和需要。大學是講理想、講正義的地方，不能只講利益；上述不良趨勢，以康德哲學用語來說，是視人為工具而不是目的，即不將人視為人看待，這是正義之士不應容忍的。大學高層若對此中問題坐視不理，不僅是迴避了為善去惡的責任，甚至是助長了罪惡。
接著要補充說明的，是中大減課事件有兼任制度問題的一般性，但也有特殊性。就前者言，李先生的文章既論及，又有很合理的分析和討論，但就後者言，李先生的文章並無直接談及，這是講者意欲補足的地方。
首先，一位兼任教員一直兼任同一種工作長達二十年而沒有被轉正職，這相信是本地大學前所未有的個例。能兼任二十年之久，不但表示工作的需要性，也表示該教員有資格、有能力勝任該項工作。在這二十年中，中大哲學系曾有好幾次聘請正職時，只是聘請剛畢業的本系學生而沒有聘請年資深及教學表現良好的兼任教員，這見到系方忽略履行照顧全部教員的責任。筆者作為長達二十年的兼任教員雖無正職之名，但顯然有正職之實，即使沒有法律合約保障，在道義上系方就不能不屑一顧（系主任在回應文章時強調系方安排兼任課程不須告訴教員理由，就顯出了這種醜惡的嘴臉）。相反，應負責任地對待此等對系方有長期貢獻的員工。例如，在兼任教員任期服務長達若干時期後，除非員工不稱職，否則應加以聘用。退一步說，假如真的是不適合聘用的話（兼任了同一工作二十年肯定是適合的，這裏姑且作相反假設），應安排其他相關授薪工作以確保兼任教員日後有更穩定的收入。最低限度，系方應主動提供比其他兼任教員更多的保障，如額外工資（可相應於額外工時與課擔）、因資源調整等問題而需要減少課擔時甚至作出適當的補償等等。然而，系方不但沒有履行應有的責任，二十年後的今天，系方竟然在沒有商量、討論餘地下大幅削減筆者四分一的課擔，嚴重影響筆者的生計。李先生在文章下面討論部分說「又退一萬步，某講師真的是教育質素全系最差，今次事件也不可能以削工時的形式出現。……實質令就業的基本保障消失，解除僱主應有的責任。」正好道出這系方這種不負責任的表現。
其次，進而言之，如我給中大哲學系的公開信所言，系方提出的減課理由，更明顯有違道義。可以說，上述大學兼任制度已經是惡，而系方以固有的不良制度進一步作惡，則是惡上加惡。簡言之，系方削減條件明顯好而表現也一直好的筆者的課擔而不是條件遠差或表現遠遜的教員的課擔，當中甚至包括不是中國哲學專業卻教中國哲學的碩士等條件偏低及表現惡劣的教員，將個人情感置於教學質素之上，這是以權徇私的劣行，可說是極端違反道義的安排，實在是為大學學系高層做了前所未有的、甚惡劣的示範。（註三）
最後，我想提出與李先生文章唯一一點不同的看法：李先生認為，我之前的公開申訴論證自己在資歷、課檢、學歷等方面較其他兼任教員好，從而批評系方不顧道義，這等於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揆其意思，是我只為自己向系方討公道而不惜與其他兼任同事競爭，是認同了不良的兼任制度。這種看法我有保留。我相信，一般來說，任何制度許多時都涉及良性競爭，這甚至是必須的，故大學招聘或續聘教員，如沒有涉及其他道義問題，汰弱留強是合理的；相反，將私人情感關係看作比教學質素重要才是不正義的。我被系方有違道義地削減課擔，重中之重，當然是要為自己申辯，說明系方的做法有違道義。我的做法，合乎人之常情和常理；如果只因我之前的申訴沒有提及整個制度的惡而被看作接受了新自由主義的邏輯，這並不是公允的說法。誠如李先生自己說，兼任制度的問題的解決，並非一人之事，而應由教員、系方，甚至大學高層共同努力，才可以全面得到解決。
無論如何，作為無權者的筆者公開向作為當權者的系方高層申訴，雖著重為自己討回公道，但如果由此申訴進而令相關人士共同努力，檢討整個兼任制度，存其善而去其惡，則由成就個人的道義而可進而成就所有人的道義。這實屬大學學界的一大美事，筆者樂觀其成。
【註釋】
註一、李先生文章的網上連結
註二、參考網址
註三、可參可以下文章：
劉桂標：中大哲學系課程安排有違道義 ——給系主任張錦青教授的公開信
張錦青：答劉桂標先生〈中大哲學系課程安排有違道義——給系主任張錦青教授的公開信〉
劉桂標：請承擔中大哲學系課程安排有失道義的責任 ——給系主任張錦青教授的公開信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