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梁天琦就暴動及襲警罪被判入獄6年，而「割地兩檢」條例草案亦被粗暴通過。去年12月，保皇黨修改了立法會議事規則，再加上主席梁君彥濫權，基本上議會抗爭之路已經接近走到盡頭，連「拉布」拖延議事也做不到，更遑論帶來實質改變。至於街頭抗爭方面，不論是非暴力公民抗命路線或接近暴動邊緣的「勇武」路線，在今時今日都要付出沉重代價，難以再鼓動市民參與，同樣無法改變當下的政局。
地區層面累積政治實力
自DQ事件以來，民主派在多場政治事件中節節敗退，立法會議席有減無增，街頭運動開始走向低潮。民主運動和反專制運動的前景看似悲觀，但我認為不必灰心，因為我們還有其他抗爭的方向。根據立法會選舉得票數據，民主派支持者仍然佔社會上大多數，而香港仍然存在著一個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區議會。
面對著社運低潮，透過立法會和區議會，反專制運動才可以持續進行。短中期目標是累積實力，包括爭取在每場政治選舉中勝出，在建制內發聲，獲取資源和媒體上的影響力，以減慢專制化的速度。長遠目標當然是香港政制民主化，但先決條件是要累積實力，獲得足夠的談判籌碼後，才能跟當權者展開談判。
實力和談判籌碼從何而來？過去二、三十年，反政府、支持民主的民意一直存在，它們轉化成「固態」立法會和區議會議席，以及「液態」街頭運動。基於政制不民主，民主派在立法會最多只能贏得大約三、四成議席，擁有少數否決權，防止政府通過假普選方案、修改《基本法》，但這其實是較被動的反抗力量。假若想要形成更多長期、實質、積極的「固態」反抗力量，區議會是一個較被人忽視的重要陣地。
18個反專制地區基地
假設民主派支持者仍然佔社會上大多數，民主派在理論上是能夠勝出2019年18個區議會選舉的過半數議席，繼而獲得121個新增的特首選委議席和一個新增的區議會（第一）立法會議席，更重要的是，民主派將獲得18個區議會的「地方執政權」，包圍「香港中央政府」。這18個反專制「地區基地」再加上特首選委「民主500+」將會大大增加民主派的實力和談判籌碼。
雖然區議會只是諮詢架構，但至少可以成為威權政府的絆腳石，政府不得不去面對這鼓長期、實質和積極的地區反專制力量。例如，區議會可以增加召開大會的次數，由每兩個月一次改為每星期一次，與立法會體齊，讓區議員有更多機會質詢官員，討論更多社會政策和政治議題。此舉將大大增加民主派監察政府、向政府施壓的力度。18個區議會更可以聯合通過一些立法會無法通過的議案，例如「反對割地兩檢」議案，彰顯民意，與組成不民主的立法會抗衡；在必要時，甚至可以杯葛政府到區議會進行的政策諮詢工作，不斷向政府施壓。
以公帑反威權
此外，18個區議會每年可以運用大約8億元公帑，包括3.4億元「地區小型工程計劃」和4.6億元「社區參與計劃」。當民主派有權決定如何使用這筆公帑，就能一改以往只是監察政府、向政府提意見的角色。這筆公帑可以用作成立地區媒體，監察政府，抗衡染紅的主流媒體；資助公民社會組織，在區內進行民主教育抗衡染紅教育、進行居民組織工作爭取公義，甚至資助一些聘請政犯囚工作的社企。
區議會一仗雖然難打，但能夠帶給民主派支持者曙光，繼續參與社會事務。假若要採取「地方包圍中央」反專制運動策略，就必須有一班願意持續地深耕細作的社區工作者。在成功「地區執政」之後，區議會必定會成為反專制的新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