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盃歷史上，哪一支國家隊最強？
有人說是七零年的巴西，有人說八六年的阿根廷或一零年的西班牙，不同年代不同標準的人有不同答案，甚至對有沒有一個公認的答案，也莫衷一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和想像。
這個問題之難，不只在於找到一堆有共識的判準——例如攻擊力、防守力和抗逆力——再加諸一堆候選球隊身上做比較，權衡一輪，找出答案。這屬於靜態的分析，基於一堆假設穩定的要素，例如球例、對手水平和科技運用等。問題是，這些考慮因素實際上隨時代變化而相當不確定。七十年代的對手無論在技術、戰術和體能上的水平，都和千禧年後有差別，兩個年代的球隊又無確實跨越時空切磋過，無對賽成績做參考。想當然的比較，難免天馬行空，就算最終有答案，反映的可能不是客觀事實，而只是做分析的人本身論述能力或話語權特別高。
此外，基於科技發達，近代球隊可以借助大數據分析，提升球隊的攻守能力，以及利用先進醫學知識促進球員的身心狀態，這便引申一個問題：資源豐裕的體育大國會否特別佔優呢？某國球隊比較強，反映的可能不止是球員整體水平，更包括國家隊背後的經濟和科技實力。相比之下，近代球隊比幾十年前佔優。七十年代或以前的球隊，在足球運動的認知上不免較貧乏。現代球隊的運動科學知識，在相當程度上，是基於以往的無知、經驗和教訓再發展下去的。拿兩個年代的球隊做比較，對於踩在巨人肩上的後來者自然較有優勢，如何秤才可以更公正，是一個很傷腦筋的問題。
評價就是這樣複雜的一回事，當中涉及很多哲學性元素。評價是否有一套全部可以用數值衡量的標準，會否有一些重要元素（例如體育精神或進攻足球藝術之美）不能用數值表達，甚至超越勝負考慮，本身就是一個難解的哲學問題。有人可能覺得，既然這麼煩，便不要鑽牛角尖。這確是一種做人策略，有些問題確實可以，亦應該避開的。
但要注意一點，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多時候都需要做評價，由誰人勝任一項工作，以至香港是否經濟最自由城市，都依靠我們的評價再作深化討論。當評價改變，例如發現所謂經濟自由，大企業超級多，小商戶和個人特別少，由此便產生不同要求和應對方式。學習和提升評價事情的能力（不止足球），不再人云亦云，便是做自主的個體很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