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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政於民15年・2】伍展邦:那年號召上街的中學生,今日的「暴徒律師」

【還政於民15年・2】伍展邦:那年號召上街的中學生,今日的「暴徒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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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邦的辦公室門外貼著紀錄片《地厚天高》的海報,他笑言是「全香港唯一一間有梁天琦poster的律師行」。他說自己處理不少暴動罪案件,見到港大師弟梁天琦受打壓,感受尤深。

(獨媒特約報導)15年後,滿腔熱血的小伙子已達成了成為律師的理想,支援民主運動中更多懷抱理想的人。

2003年23條立法風波席捲全城,那時還是中六生的伍展邦發起「中學生關注基本法第23條立法聯盟」,過千中學生響應其號召,在7月1日與數十萬人上街,寫下歷史。

年月過去,社會氣氛起起跌跌,萬人遊行的景象再不常見,換成了不斷上演的法庭戲碼。DQ議員案、暴動案、佔中九子案、佔旺刑事藐視法庭案、一地兩檢司法覆核......近年數不清的政治案件中,律師團隊都有伍展邦的份兒,在法治風眼之中,與愈益猖狂的威權正面交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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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展邦在中學生聯盟橫額前發言。(網上圖片)

百字宣言 過千學生響應

見證主權移交的轉變,在中學參與辯論隊、公民教育小組,關注時事對伍展邦而言是理所當然的事。他記得,那些年校園論政的氣氛相對寬鬆,老師會談論六四,但在同輩之中他始終是少數。「那陣時沒有中學生參政,那個年代仲係『鼓勵大家關心時事,唔好淨係讀書』。參政或者關心社會,係頗為怪、頗為少數。」

至2003年,當社會各個界別同心反對23條立法的時候,伍展邦發覺沒有人代表中學生發聲。他不甘被消音,「點解覺得我哋冇一支旗、冇一個組織代表,就等如不反對呢?」那年6月底,他匆忙找同學幫忙做了一個網頁,放上自己草擬的百字宣言,呼籲中學生參加七一遊行,「其實(訊息)好簡單嘅啫:我哋係一班中學生,我哋好care呢個城市,所以我哋反對廿三條,唔該大家出嚟遊行。」

他將宣言傳給ICQ上的所有朋友,又貼在討論區、newsgroup、歌詞庫等網頁,誰料到一呼百應,他的ICQ隨即被「add爆」,電話自此響過不停。於是他找來同班同學林正文,及很早就聯絡他的陳樺,三個中六生成為「中學生關注基本法第23條立法聯盟」的召集人。

距離遊行只有數天,他們四出張羅物資,親手畫橫額;遊行當天,聯盟被安排在摩頓台球場起步,球場瞬即爆滿,擠滿中學生,拿著自製的示威牌,在酷暑下步行到政府總部。

伍展邦笑說,「自此踏上一條不歸路。」23條立法擱置後,聯盟轉型,改了個更簡潔直接的名稱——「中學生聯盟」,希望繼續代表中學生的聲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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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港台節目《鏗鏘集》訪問中學生聯盟。(節目截圖)

參選區議會 堅定律師理想

而伍展邦自己則在翌年升讀大學,原想讀法律但高考分數不夠,便選擇在香港大學修讀政治和歷史。在大學的3年,是大型社會動員過後的沉寂期,加上「董落曾上」,管治班子換人,社會氣氛「搞咩(社運)都搞唔起」,伍展邦的投入度也降低。

2006年的暑假,他到余若薇議員辦事處當實習,應余的邀請加入剛成立的公民黨,並在2007年畢業後參選區議會,在大埔富亨選區取得1,736票,僅敗於獲2,053票的民建聯王秋北。

從政之路未如願,但他說,選舉過程更堅定了當律師的理想。街坊大大小小的求助,包括離婚、工傷、漏水、法團等,都需要專業協助,「如果你係一個律師,可以好切切實實幫他解決這些法律問題。」

教學生涯 目睹社會貧富兩極

剛畢業的伍展邦,除了參選區議員,同時還在中學任教通識和歷史,夜間進修法律。

他的第一份教職在觀塘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校內學生一半是少數族裔,一半是新移民,都來自基層,常常缺課,因為要做兼職賺錢幫補家計。

有一次,他叫一個學生去買壁報紙,但她不作聲,伍展邦不解,再三要求,「佢好細聲咁講,『阿Sir,你可唔可以俾咗錢我先,我唔會有錢買壁報紙』。」伍展邦才醒覺,學生們連基本生活都未能應付,「一些我們覺得好理所當然、好容易解決的事,對他們來說很困難。」還有各種各樣的學生問題,輟學、打架、運毒、懷孕,「以為睇戲才會發生的事,活生生地發生。」少數族裔更要面對文化及語言差異,難有出路。

渡過了盡見社會邊緣群體掙扎的一年,伍展邦坦言太辛苦。之後他轉職到德望學校,又完全走進了另一個世界,「由一間難民學校,去到一間貴族學校。」以前在學校問誰有錢學鋼琴,大概沒有人會舉手,現在問誰除了鋼琴還有學其他樂器,則至少有半級同學舉手。

學生衣食無憂,有專車接送,教學質素高,似乎是人人稱羨的處境;但伍展邦說,在這裡他看到上流社會的犬儒和保守。那是2009年,正值六四20周年,他提出想舉辦活動,但校方「一聽就起鋼」,通識科主任用各種理由刁難,「佢當時講出來的歪理,同民建聯、工聯會差不多,佢真係問:『你有冇見到六四死人?你係咪親眼望住佢死?你有冇證據吖?』」伍展邦當然不服,照計劃自行搞六四講座,後果就是不獲續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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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雨傘運動。(攝:Manson Wong)

傘運鬱結

他索性全心攻讀法律,2011年畢業後,在專門處理保險訴訟的律師行見習,踏上「正常」的階梯,做「搵錢」的工作。

然後是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社運氣氛再攀上高峰,今次中學生更是主角,學民思潮掀起的浪潮,比當年的中學生聯盟更廣更闊。在灣仔上班的伍展邦,午飯時間約同事到公民廣場食飯盒,向後浪表達支持,「第一、二日都有三、四個傻仔睬我,後尾就梗係得返我自己一個。」

兩年後在同一個地方,雨傘運動爆發。大量示威者被打被捕,律師們前所未有的繁忙,通宵出入警署是常態。伍展邦身邊很多朋友、黨友也是義務律師團隊成員,可是他當時任職商業律師行,絕不能參與處理雨傘運動的案件。

平常他在晚上也會抽空為區議員做法律諮詢,但在民主運動風起雲湧的時刻未能投入參與,這份鬱結纏繞不去。「做律師原本係諗住幫人、協助小市民,我終於做到律師,喺我個牌最有用嘅時候,好似做唔到想做嘅嘢。」

做「正常人」平淡賺錢過活,原來不開心。終於在2015年,他加入鄧偉棕和廖成利的律師行,而鄧偉棕正是他在2003年七一所認識。兜兜轉轉,彷彿又回到了起點。自此他開始跟進雨傘運動的案件,愈做愈多,2016開設自己的律師行,自己話事,不再受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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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送給他的禮物,戲稱他是「暴徒律師」。

「如果你問我,15年前諗唔諗到今日咁,一定諗唔到。唔洗講15年前,5年前諗唔諗到,都一定諗唔到,3年前都諗唔到。因為那陣時冇諗過有暴動,冇諗過政府會DQ啲議員,完全諗唔到會演化成咁多法律個案。」

他坦言,處理政治案件消耗大量心力,「付出100分的努力,得1分的回報,無論成果上和錢上都係。」而作為老闆,他又要「睇住盤數」,一方面投放心神做「蝕錢」的案件,另一方面又要接「有錢賺」的生意,壓力很大。

雖然他抱怨「超級攰」,但回望自己讀法律的初衷,想做有意義的事,想幫人,守住法治最後一道防線,也算是無悔。

訪問中途,他回覆訊息處理七一遊行路線上訴的事。時空再次交錯,「想當年,沒有七一遊行就沒有我」,「當你成長咗,用返你的能力幫返佢哋,成件事幾amazing。」

七一的意義:堅持

走過了十多個年頭,七一遊行的面貌形態,也改變了不少。在伍展邦眼中,過去的七一遊行是民意寒暑表,可是在傘運之後,社運陷入低潮,遊行的作用受質疑,也失去了作為寒暑表的參考價值。

「但我覺得這些堅持是需要的。其實有點似六四,唔通人少就唔搞咩。大家上網睇到,每一日施政都有問題,七一是一個好好的機會話俾政府聽,至少你覺得有咩問題。或者為佢打個分數,超多人去遊行,即係證明佢好唔掂。」

「在政府透過法律制度強烈打壓所謂『非和理式』的行為的時候,可能七一是我們可以重新用的渠道或方法,逼政府做一啲嘢。我唔夠膽講七一有100萬人就有真普選,但可能可以令馬時亨消失,或者令梁君彥唔好咁惡先吖。因為共產黨、政敵都係欺善怕惡,你個勢強,咪拉住你傾,對你客客氣氣囉;你個勢一弱,就打落水狗。如果大家不覺得暴力革命是一個出路,如果我們用返和理非的手法,一個人數眾多的遊行應該是較強的選項。」

2017 香港七一遊行
2017年七一遊行。(攝:Alex L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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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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