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怕悲劇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美麗的東西我越不可碰」每次聽王菲的《暗湧》，我都會越聽越糾結，一絲絲的哀傷從心底滲了出來。我相信每個聽這首歌的人都會有相類似的感受；這實在無容置疑，難道有人會聽《暗湧》聽到歡樂無比嗎？
然而，如果我們找個完全不懂中文的人聽《暗湧》，他會聽出怎樣的情感？這個人由於不懂歌詞，只能靠樂曲本身來感受其中的情緒，他真的會和我們同樣覺得首歌哀傷嗎？這問題實情牽涉了音樂與情感之間微妙而不易言喻的關聯。
一般來說，我們聽流行音樂，都能從歌詞本身瞭解到歌曲想表達什麼信息與情感。假如對歌曲的詮釋有爭論，我們可以通過歌詞的分析與討論，以確定歌曲想要表達什麼。但當抹去歌詞，只有純音樂，那又會怎樣呢？當大家聽著《第 14 鋼琴奏鳴曲（又名「月光奏鳴曲」）》，會不會聽出的情感是不一樣的？有人聽出哀傷，有人卻聽到憤恨？
不同文化的人都能聽出同一情感
腦神經和心理科學家對這個問題很感興趣。他們想瞭解音樂和情感之間是否真的有緊密關聯，其中一種辦法就是測試跨文化的人是否聽出同一情感。例如心理學家 AM Unyk (1992) 就找了西方許多不同文化的嬰兒做搖籃曲的測試。這些嬰兒有來自非洲、美洲、薩摩亞、烏克蘭等地。研究人員發現，只要音高下傾，同能安撫跨文化的嬰孩；音高上升，則同會使跨文化的嬰孩興奮。
這樣的發現令更多心理科學家從事跨文化音樂的研究。這些研究都表明，跨文化人士對純音樂或是外語歌曲的音樂的情感表現都有高度的一致性，尤其是當音樂表現高興、哀傷、憤怒、恐懼和親切的情感時，聽者對其表現情緒的一致性相當之高（Aniruddh D. Patel, 2008） 。譬如當音樂的節奏明快、強度低但變化多、基頻高而變化大、微細結構具有不規則性時，這些不同文化的人都聽出是表現恐懼。
這樣的研究指向一個事實：既然不同文化的人們聽同一首音樂，都會聽出同一種情感，則音樂和情感確實存在某種本質或普遍的關係。但是，這是如何可能呢？
柏拉圖：音樂模仿人類表現情感的聲音
這個問題早在古希臘時代就讓哲學家柏拉圖注意到。柏拉圖認為藝術是模仿真實世界的各種東西，正如戲劇就是模擬人生。音樂也不例外，它的聲調音階主要是模仿（模擬或再現）人類的聲音。
按照柏拉圖的觀點，一首音樂之所以令所有人都聽得出是哀傷，是因為這首音樂模仿了人類哀傷時的聲調音階。這個解釋似乎很符合我們的直覺，譬如人類情緒低落時聲調語速自然會偏向低緩，因此音樂的旋律偏向低緩時，就會反過來喚起人們的低落情感。因此，柏拉圖認為音樂要表現哪種情感，就模仿人類處於這情感狀態時的聲音則可。現代歌劇的始祖，卡梅拉搭會社（Camerata）的貴族成員，正是依據柏拉圖的音樂美學思想去編曲。
不過，如果我們把上述的解釋再仔細推敲下去，會發現這種解釋預設了音樂的情感作用是來自於人類的同情與聯想能力。譬如，一位作曲家按照柏拉圖的建議嘗試寫一首表現哀傷的音樂，於是他在作曲時模仿了人類哀傷時的聲調音階，但最後聽的人的聯想力不好，沒聽出其聲調音階與人類情緒低落時聲調語速相似，那麼這首音樂對那人來說就不算是哀傷。因此，某首音樂與特定的情感並沒有必然關係，一切取決於聽者是否擁有同樣的聯想力。
Eduard Hanslick：音樂與表現情感沒有必然關係
著名的音樂思想與評論家愛德華．漢斯力克（Eduard Hanslick）同樣認為音樂的本質與情感無關，某首音樂並不必然表現某種特定情感。 Eduard Hanslick 承認音樂有時能喚起人們情感，但這不是音樂本身所發揮的作用。
為了解釋為何音樂本身並不發揮情感表現的作用，卻又能喚起人們情感； Eduard Hanslick 區分了「表現情感」和「喚起情感」這兩個概念，他否定音樂（本質上）能表現情感，但承認音樂有時能夠喚起情感，但原因並不取決於音樂的內容本身，而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 音樂具有某種他稱之為「動力特徵」的特性，譬如一時加速一時又減速，一時增強一時又減弱。人類的心靈很容易將音樂的這些動力特徵與具有類似動力特徵的情感聯系起來（例如節奏明快的旋律容易令人聯想起歡樂）。但這種關聯只是聆聽者自己的偶然聯想。
- 如果一個人在特別快樂／悲慘的時刻，第一次聆聽某首音樂，那麼日後那個人重聽同一首歌，便很可能會令其聯想到快樂／悲慘。但這些偶然的個人聯想與那首曲的內容或形式沒有本質上的關係。
但是，如果音樂的「情感作用」真的只取決於聽者的聯想力，那又怎樣解釋人類普遍一致地認為某首音樂是哀傷的？其中一個可能回應是，這或許因為大家的聯想能力差不多。然而，這解釋並不受到多數理論家歡迎。畢竟，對於許多人來說，當他們說「這首音樂是哀傷」時，該音樂的內在結構就與哀傷這情感有著本質的關係，或者說該首音樂本身的確在表現著哀傷的感情，而不是聽出該首音樂近似於某種人類悲情時的聲音狀態，然後通過聯想或「同情」才感受到該首音樂是哀傷。
亞里士多德、叔本華：音樂模擬的不是人類表現情感時的聲音，而是模擬情感本身
對此，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叔本華與 Eduard Hanslick 持明顯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為音樂的情感作用並不是發生在人類的聯想能力，而是音樂本身就內含情感結構，或者說，音樂本身就擁有情感特徵，所以我們一聽該首音樂，就立即聽出某種情感出來。對此，亞里士多德和叔本華主張，音樂並非模擬人類的情感聲音，而是模擬情感本身。
不過這種說法實在有點不知所云，什麼叫模擬情感本身？
首先，當我們說音樂模擬／再現人類聲音，這很容易理解，因為是聲音（音樂）模仿聲音，這猶如一幅寫實的畫模擬／再現現實世界的圖象；「 X 模仿 Y 」似乎預設了 X 和 Y 都屬於同一範疇（聲音模仿聲音、影象模仿影象）。但說音樂（聲音）模仿情感，這就不知是什麼意思。
第二，當我們說「 X 擁有情感特徵」，必要條件是「 X 擁有某種心智能力」，音樂作為死物自然沒有心智能力，說「一首音樂很哀傷」並不能像「我很哀傷」一樣，可以取字面意義上的意思去解讀。「一首音樂很哀傷」的意思可能只是在表達「我聽完這首音樂，感到哀傷」。
Peter Kivy 的音樂輪廓理論：音樂有著情感表現的輪廓
為了解決音樂與情感的難題，當代的音樂哲學家開始很認真探究其中的關聯。其中，知名的音樂哲學家 Peter Kivy 提出了一個非常有趣的音樂哲學理論。他認為音樂本身確實擁有情感特徵，當我們說「一首音樂是哀傷」，就類同於「蘋果是紅色的」一樣。換句話說，不是我們通過聯想或同情的能力才聽得出一首音樂是哀傷的，而是那首音樂本身是哀傷，所以一聽就聽得出它是哀傷的，這就像我們不是通過聯想才感知到蘋果是紅色，而是一看就看到蘋果是紅色的一樣。但這是如何可能的？
Peter Kivy 要我們先考慮一下聖伯納犬（saint bernard），他們的臉頰看起來就很哀傷。我們不會說他們真的正在哀傷，因為他們內心可能正愉快中呢，只是臉頰（無奈地）還是老樣子的一副哀傷的樣子。但無論他們內心再快樂，我們仍然會說「他們的樣子很哀傷」、「他們的樣子表現著哀傷」。換著之，哀傷是聖伯納犬臉容本身具有的特徵。
Peter Kivy 認為音樂的結構或特徵就類同於聖伯納犬的臉頰上的特徵。我們聽到一首音樂是哀傷的，就是因為該首音樂擁有某種「輪廓／樣子（內在結構、形構）」，這些「輪廓／樣子（內在結構、形構）」有著哀傷的情感特徵，所以我們一聽就聽到該首音樂表現著哀傷，這正如我們一看聖伯納犬的臉頰就看到哀傷一樣。由於這樣的類比， Peter Kivy 把自己的音樂理論稱為「輪廓理論」。
模仿理論與輪廓理論的差別
現在，讓我們更仔細闡明這輪廓理論。聖伯納犬的臉頰之所以表現哀傷，是因為他們臉頰的各種特徵諸如眼睛眉毛、聳動的下巴贅肉、嘴、耳，構成了和人類哀傷相類似的特徵（更恰當地說，更誇張化人類哀傷樣子），於是我們能直接看出（感知）這是「哀傷」（的樣子）。音樂也有類似的「輪廓（形構、內在結構）」，這些「輪廓」可能部分來自於音樂的旋律、速度，譬如柔和、拖曳、緩慢、小調這些特徵組合起來便成為有著哀傷的「聲音輪廓」，於是人們一聽就聽得出哀傷。
有讀者可能會疑惑，按照這樣的說法，柏拉圖的模仿理論與輪廓理論的分別在哪？說「該音樂再現／模仿著人類哀傷時的聲音語調」，與「音樂擁有著情感特徵（的形構）」的分別是什麼？
考慮一下一幅再現我哭的樣子的畫（即一個畫家根據現實我哭的樣子寫實地畫下來），人們看到畫中我哭的樣子，就會說這畫再現了我哭的樣子，但這幅畫是否表現了哀傷，則不能僅從畫中我的樣子而定，因為可能畫家想嘲笑我哭得難看也不一定。但當 Peter Kivy 說「音樂擁有著情感（這知覺）特徵」，就像說一幅用上紅色油彩畫的畫擁有著紅色這知覺特徵一樣：人們一看畫就看到紅色，如人們一聽歌就聽出情感。
換言之，雖然音樂的輪廓理論和模仿理論同樣會認為我們之所以聽出音樂是哀傷，是基於音樂的某些內在結構與人類的情感聲音相類似，但兩個理論還是有著重要而微妙的區別：
- 模仿理論主張，音樂的情感作用必須依賴聽者的聯想力喚起情感（這首歌聽起來很像我哭時，於是這首歌令我感到哀傷），如果沒有相應聯想，就不會感到音樂是在意圖喚起什麼情感；
- 輪廓理論主張，音樂內在地擁有情感特徵（這首歌擁有哀傷的輪廓／知覺特徵），因此聽者是直接感知到（聽到）音樂的情感特徵，而聽出該音樂是哀傷。
後者有一個例證，即很多時候我們聽一首曲，即使沒有注意到一首曲的聲音結構和人類情感的聲音語調是否相似，或者該首曲在模仿著什麼人類的情感聲音，也會直接聽到該首曲是哀傷還是歡悅。
Peter Kivy 的音樂輪廓理論合理嗎？
最後， Peter Kivy 的說法有道理嗎？還有比輪廓理論更好的解釋嗎？ Peter Kivy 又如何解釋人們為何擁有某種知覺能力，能夠一聽就聽得出音樂的樣子（所呈現的情感特徵）？
註腳
AM Unyk (1992). Lullabies and simplici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Aniruddh D. Patel (2008). Music, Language, and the Brain
Peter Kivy (2002).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Music
Peter Kivy. Edit (2004).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esthetics
Stephen Davies (1994). Musical Meaning and Expression
Noel Carroll (1999). Philosphy of Art: A Contempary Introduction
Eduard Hanslick (1854), trans. Gustav Cohen. The Beautiful in Music
原刊於《書生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