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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廣場案與司法暴力

公民廣場案與司法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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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的議員DQ案,選舉呈請案,公民廣場案以及旺角暴動罪案的審判,使人清楚看到司法暴力嚴重。什麼是司法暴力?香港特色,濫權枉法就是司法暴力,特區司法之「優良傳統」是也。

2014年9月26日晚約10時20分,參與添美道公眾集會的市民正陸續散去,「雙學三子」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發起「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呼籲散會的市民進入「公民廣場」前地,其後三人被控干犯《公安條例》。

東區裁判法院裁判官張天雁在裁決書第1段清楚表明,黃之鋒和周永康被控「參與非法集會」,黃之鋒及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張天雁於裁決書第18段開宗明義地闡述定罪依據,引用 2012年《梁國華上訴案》作出說明:「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參與非法集會控罪涉及《公安條例》第18條訂明的三項元素。」

「非法集會」與「非法集結」是兩項不同的罪行。「參與非法集會」是《公安條例》第17A(3)(a)條 的罪行,是指明知而參與未經警務處長批准集結 (to take part in unauthorized assembly)。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 convenes to take part in unauthorized assembly 是第17A(3)(b)條。梁國華及梁國雄等共6人是被控「非法集結罪」,是《公安條例》第18(1)條訂明的罪行。

《公安條例》第18(1)條訂明:「凡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擾亂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性的行為,意圖導致或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第18(1)條明文規定:「有3人或多於3人集結在一起作出本條訂明的行為,導致任何人合理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 (they are an unlawful assembly)。」非法集結罪並不是指參與集結,而是集結的人作出第18(1)條訂明的行為構成非法集結。

「或害怕他們會藉以上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他們即屬非法集結。」藉作出的行為激使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作出的行為的人他們即屬非法集結。受到煽動作出破壞社會安寧行為的其他人,不屬於非法集結,而是干犯《公安條例》第20至第26條的刑事罪。

裁判官張天雁在裁決書第26段引經據典,指終審法院在HKSAR v Chow Nok Hang (2013) 16 HKCFAR 837案(第77段)對「破壞社會安寧」的解釋是:「每當使人的人身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目擊自己的財產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傷害或使人害怕自己的人身或財產會因襲擊、毆鬥、暴動、非法集結或其他騷亂而實際或相當可能受到損害時,便是破壞社會安寧。」

香港法例第245章《公安條例》第3部 第6條至第17G條,定義為對集會、遊行及聚集的管制。第17B條是「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罪行。終審法院在《周諾恆案》只是解釋《公安條例》第17B(2)條關於「破壞社會安寧」的定義。

《公安條例》第4部 第18條至第26條,定義為非法集結、暴動及相類罪行,「非法集結與暴動」用頓號分隔,是兩條並列相連的條例。關於「破壞社會安寧」,第17B條(2)同第18(1)條,都是指干犯第20至第26條的罪行。第17B(2)條是個人犯罪,第18(1)條非法集結罪成就是集體犯罪,規範完全是兩回事。

《公安條例》第18條和第19條及第20至第22條,歸類為「暴動罪的相關法例」,是暴動罪「一雞三味」三步走。第18條是干犯暴動罪的基礎;第19條是干犯暴動的事實;第20至第22條是暴動犯罪及刑罰。

《公安條例》第18和第19是兩條相連的條例。第19條規定:(1)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2)任何人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任何參與憑藉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就是經訴訟被裁定非法集結罪成的任何人,作出破壞社會安寧(干犯第20至第22條)的行為,該集結即屬暴動。非法集結罪成的任何人干犯第20至第22條,就是參與暴動即犯暴動罪。

《公安條例》第18(2)條訂明:「集結的人如作出如上述般的行為,則即使其原來的集結是合法的,亦無關重要。」也就是說,作出屬非法集結行為的人,可能是參與合法集會的人。條例已明確規定,無論集會是否合法,集結的任何人並無作出第18(1)條訂明的行為,不視為非法集結。

《公安條例》第20至第22條都訂明:「任何人不論是否已被控或被裁定犯本部(第4 部)所訂的任何其他罪行,仍可被裁定犯本條所訂的罪行。」無論集會是否合法,集結的任何人並無作出第18(1)條訂明的行為,受到煽動破壞社會安寧,不構成犯暴動罪,只是干犯第20至第26條有關的刑事罪。

2012年《梁國華上訴案》,林文瀚法官在判案書第17段對《公安條例》第18條第1款的解釋,已確認非法集結罪的定義:「凡三名或以上人士作出該款條文所描述的其中一種行為,他們便是非法集結的人,而並非他們這群人中没有作出如此行為的其他人。」

《公民廣場案》,裁判官張天雁在裁決書第33段強調:「在本案的審訊過程中,證據上可能涉及一些政治或及高度敏感的社會議題。法庭重申只會恪守法律條文,依據法理,審視證據及堅守法治精神判案。法庭絶不會先入為主,亦不會考慮法律以外的問題,因法庭絶非處理政治或社會問題的地方。」

《公安條例》第18(1)條已明確規定,非法集結是3名或以上人士的集體犯罪。《公民廣場案》只黃之鋒和周永康被控參與非法集會,以第18(1)條的規定裁斷有關控罪,裁判官如何恪守法律條文?點樣堅守法治精神判案?如果說張天雁的「錯誤」只是認知偏差,似乎難以令人信服。代表律師又是如何為當事人打官司?

裁判官張天雁在裁決書第1段清楚表明,黃之鋒和羅冠聰及周永康是分別被控「參與非法集會」及「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判決書第97至第100段,也是裁定黃之鋒及周永康「參與非法集會」控罪成立,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控罪成立。黃之鋒和羅冠聰分別判處60及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周永康判處監禁3星期緩刑1年。

《公安條例》第17A(3)關於非法集會的罪行,屬於個人犯罪,政治性質一般只會判處社會服務令或簽保守行為。律政司以第17A起訴三人,反映前司長袁國強做壞人只願意做到%99。在整個審訊過程張天雁都是以第18(1)條非法集結的規定裁斷有關控罪,香港傳媒差不多一致報導,黃之鋒及周永康「參與非法集結」罪成,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成。不知是受到壓力抑或是劇本編排,袁國強覆核刑期至高等法院。

《公安條例》18(1)條的規定,根本不能控以「參與非法集結罪」,亦不存在構成「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的元素,《公民廣場案》絕對不是控告「非法集結罪」。上訴庭法官潘兆初在判案書第19段指稱:「黃之鋒及周永康被控參與非法集結罪,羅冠聰被控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違反《公安條例》第18條。」潘兆初法官名符其實閉門造車,上訴庭「大躍進」加刑改判即時入獄6至8個月,已充分說明香港司法暴力嚴重。

佔領「公民廣場」絕大部分是學生,最多只是氹氹轉菊花園喊口號,根本不可能引發暴動。潘兆初法官在判案書第167段指稱:「原審裁判官忽略了事發當晚,政總前地當時是關閉的,他們沒有絕對權利一定要進入政總前地集會,卻執意強行非法進入,是自以為是更是漠視法紀。」

《公安條例》第23條(1)規定:「任何人如以暴力方式進入任何處所,不論他是否有權進入該處所,亦不論該暴力行為是否包括向任何其他人施加實際武力、作出恐嚇或砸開任何建築物,或集合數目不尋常的人,均屬犯罪,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及監禁2年。」其實當晚「重奪公民廣場」行動,就是干犯第23條,律政司不起訴,或許是袁國強唔想做足100分。

潘兆初法官指控原審裁判官犯錯,可惜潘兆初不知自己犯罪更嚴重。香港實行普通法制度,但集會遊行及暴動等犯罪行為,都是由成文法《公安條例》第18至第26條規管。「參與非法集會」是一項控罪,是指明知而參與未經警務處長批准集結;暴力行為是另一項罪行,在並無控罪的情況下,法官是不能將暴力行為加入量刑元素。

《公安條例》第18條干犯非法集結罪,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3年,第18至第26條都定出最低同最高刑罰,法例已明確規定,應該依據具體犯罪事實量刑。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同第20至第26條訂出的罪行相關聯,法例根本不容許法院就非法集結罪和暴動罪定出「適當的量刑起點」。

潘兆初法官在判案書第169段表示,考慮到根據《公安條例》第18條,在裁判法院定罪的非法集結最高刑期是3年,並且小心評估過所有案情,為「參與非法集結罪」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罪」訂出8個月和10個月監禁的「適當量刑起點」。第18條的最低刑罰只是第2級罰款5,000元,潘兆初的量刑指引,絕對是濫權枉法之司法暴力。

《公安條例》第19條干犯暴動罪,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第2級罰款(5,000元)及監禁5年,現時的「量刑起點」為監禁5年,是濫權枉法更嚴重的司法暴力。《公民廣場案》加刑後上訴到終審法院被推翻,但首席法官馬道立並無指出原審裁判官及上訴庭法官的錯誤,更認同上訴庭的新判刑指引,罪無可赦。

公民廣場案裁判法院裁決書
公民廣場案裁判法院判案書
公民廣場案上訴法庭判案書
公民廣場案終審法院判案書
2012年梁國華案上訴判案書

※香港低端法官名冊※(暫定)
已知顛覆《基本法》或濫權枉法或審判不公的低端法官:李國能、陳兆愷、黎守律、馬天敏、烈顯倫、沈澄、梅師賢、胡國興、夏正民、馬道立、李義、霍兆剛、張舉能、楊振權、林文瀚、潘兆初、區慶祥、姚勳智、周家明、沈小民、彭寶琴、張天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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